剛剛結束的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再次對破除城鄉二元結構發出了最強音———“我國總體上已進入著力破除城鄉二元結構、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的重要時期”。

　　那么，作為城鄉二元結構顯著特征之一的傳統戶籍制度，其改革力度的大小，被社會普遍認為將成為建立城鄉一體化格局的標志，甚至有媒體預測，至2020年之前，我國的戶籍制度將有實質性突破。

　　但這種觀點卻遭到了有關學者的反對，他們認為，根據他們對十七屆三中全會公報的解讀，中央確定的城鄉一體化進程，重點不在戶籍制度的改革，而在于城鄉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的實現。如果不能夠解決附著在戶口問題上的經濟問題，簡單地取消“城市人”與“農民”的界限，這種狹義的戶籍改革，將不利于對農民利益的保護。為此，本報記者專訪了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教授、戶籍研究專家王太元和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經濟研究所研究員黨國英。

　　他們一致認為，在新形勢下，戶籍制度改革不僅沒有準確的時間表，相反，將會適度放緩，而一切都取決于如何保障農民利益。

　　黨國英：應當對“農民”稱謂法定化

　　記者：您一直反對戶籍改革的浪漫主義，原因何在？

　　黨國英：下一道城鄉戶籍統一的政令是容易的，但要把戶籍制度背后的利益關系理順卻不容易。有關方面正在考慮將城鄉戶籍完全統一起來，中國居民不再有“市民”和“農民”的區分，全部都要變成“居民”。若果真如此，農民在就業、子女教育和基本社會保障諸方面將不再遭受歧視。但事實上，克服這些歷史上遺留下來的歧視會有不同程度的困難。

　　這是我反對將戶籍改革搞浪漫主義的根本原因。

　　記者：按照您的說法，如果實現城鄉戶籍統一，會面臨什么“難題”？或者說，必須解決哪些問題，才能實現城鄉戶籍一體化？

　　黨國英：究竟什么東西讓農民、讓政府為戶口問題犯難？答案似乎既簡單又復雜。戶口問題離不開利益兩個字，這是簡單的道理；但利益擺布讓各方面都滿意又很不容易，操作起來似乎頗為復雜。

　　第一個難題是城鄉戶籍完全統一以后，農民如何享受到城市居民的利益。

　　就目前的形式看，就業和教育的問題正在向著平等化的方向前進。最難的問題是原來的農民在戶籍統一以后能不能享受原城市居民的“低保”(包括一定年齡后的基本養老保障)。如果不能享受，戶籍統一的意義就不大了。各地區的低保水平不同，用各地區的低保標準減去農民的實際收入，如果有差距，由政府補給，需要多少資金？考慮到政府已經有的資金，還需要新增多少資金？

　　記者：接下來的難題呢？

　　黨國英：第二個難題是城鄉戶籍完全統一以后，國家如何操作支援農業和農民的政策？

　　城鄉戶籍登記完全統一了，從道理上說誰是農民就不那么容易識別了，至少少了一個“法定”的識別標志。可是，如果要幫助農業生產者，尤其是要通過“直補”的方式來幫助農業者，就更應該對“農民”有一個法律上的界定。

　　實際中已經發生了這樣的問題。例如，已經有政策要給農村獨生子女家庭的父母親提供養老補助，可是戶籍統一以后，一些農村老人住在了縣城，在身份上與城市居民沒有了區別，補貼還怎么發放？能不能按土地補？好像不行。一些城市人租種了農地，搞休閑農業，他們應該獲得政府農業補助嗎？這些問題都需要研究解決。

　　為了幫助農民獲得平等權利，需要取消專門針對農民的身份歧視，但又要為了更有效地支援農業發展，需要識別農民的身份。看起來不在于要不要有身份的規定，而在于身份規定的經濟含義是什么。需要做一種技術性的研究，在身份規定方面提出一個方案，與農村整體改革協調起來。

　　記者：按照您的表述，您是否反對在將來的戶籍改革中取消“農民”這一稱謂？

　　黨國英：上面已經提到了，我們要實現農村土地的流轉，延長農民土地的承包權，當戶籍改革將“農民”一詞抹掉的時候，都變成了“居民”或者別的稱謂了，我們怎么去辨別這個主體？相反，我認為，不僅不能取消“農民”這一稱謂，還應當對其進行法定化，用法律的形式對這一概念進行固定。我并不贊成目前很多地區改農民為“居民”的做法。

　　“農民”應當是一個高尚的職業稱謂，本身并沒有任何應當遭受歧視的因素。我們需要改的就是，如何從思想意識中認可“農民”的概念，而對于農民本身而言，也應該扭轉“自卑”的心態，因為在新形勢下，農民正在成為一個“令人羨慕”的職業和身份。

　　記者：無論是否保留“農民”的稱謂，傳統戶籍制度改革早晚要進行，那么您能否給讀者一個預期？

　　黨國英：真正要徹底進行戶籍改革，必須等到在農村完成了這樣的變革，即實現十七屆三中全會所要求的———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而這個要求的最終目標，我認為是兩點：一是，收入上城鄉基本一致，甚至農民收入略高于城市居民；二是，如道路、文化設施等農村基本公共服務水準達到或接近城市。再加上教育、社保等問題的解決，戶籍制度的改革才能實現其根本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