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西新聞界，流傳著兩個廣為人知的“封口費”傳奇故事。一個“記者”下午6時進山，第二天早上八九點鐘下山就帶下來八九十萬元。還有一個“記者”是打出租車進山，下山便開著一輛奧迪。

　　當地一名記者說：“假記者一般是開著越野車，進山方便。”

　　山西某報一名記者分析說：“一般都是個體、民營煤礦發放‘封口費’。此次霍寶干河煤礦有點例外”。另據透露，大同某礦前不久亦在給假記者發放“封口費”。

　　山西交口縣某鄉鎮負責人說，他們那里“黑口子”每噸煤的“封口費”成本為50元。假記者去了不給錢就叫真記者來，隨便就能卡住“黑口子”礦主的“七寸”。

　　非洲草原上演“分尸”過程是，禿鷲飛得高，看得遠，往往率先發現動物尸體，但禿鷲瓜分的舉措必然招來一群狼與豹子與它爭食物。山西當地一名記者說：“煤礦礦難之后，假記者蜂擁而至的現象與此異曲同工。”

　　發生安全事故，最早獲悉線索與內情的是礦山周邊農民或無業游民。山西某報新聞熱線經常接到報料，“某礦出事故，你們來采訪！能給我分多少錢？”因為單個農民或無業游民根本不被礦主放在眼里，“假記者”成為他們唯一可以用以制衡礦主的力量。

　　由此，在煤礦事故之后形成了一個黑色的利益鏈。線人提供信息給“假記者”，后者得利之后分給前者多少錢，但錢不能白給，“假記者”又把此信息群發給其他同行，從中提成。這樣，一傳二，二傳四，倍數效應立馬放大。據知情者透露，“線人”的回扣在10%~30%之間。

　　山西新聞界一名老記者說，在這里，煤老板送給記者兩個稱號：“端著新聞飯碗的丐幫”和“吃新聞飯的乞丐”。

　　據知情者透露，煤礦發放“封口費”有巨大的利益訴求。據2005年12月1日起施行的《山西省非法違法煤礦行政處罰規定》，非法違法煤礦企業發生死亡事故，除按照有關規定對死亡職工給予不低于每人20萬元的賠償外，每死亡1人由縣級以上安全生產監督管理部門處以100萬元的罰款。

　　也就是說，如果某礦一次性死亡5人，那么，煤礦需賠償礦工家屬100萬元，且被國家罰款500萬元。

　　但是，如果私下通過與礦工家屬協商賠付100萬元，即使再花上幾十甚至上百萬元“封口費”瞞下此事，于礦主來說還是省了幾百萬元，最為重要的是煤礦不用停產整頓，還可以繼續出煤，一天的利潤不可估量。

　　戴驍軍一直在調查思考，他說，他準備給國家有關部門寫一個材料，假若把這個標準倒過來，非法違法煤礦事故每死亡一名礦工，賠付礦工家屬100萬元，國家罰款20萬元，那么，也許就不會存在“假記者”謀取“封口費”的利益鏈。

　　前年，山西大同左云縣某煤礦發生重大安全事故后，大批媒體記者云集，礦方發放“封口費”。此事經報道后，紀檢部門介入調查。

　　2007年冬，山西朔州某煤礦發生死亡4人的安全事故，礦主通過山西某晨報、某商報記者來擺平各路來訪“記者”。據知情者透露，煤礦交付現金，叫真記者在城區賓館開房負責接待來礦上采訪的“記者”。不到一周，300多“記者”光顧。但后來沒有得利者把此次安全事故舉報到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總局。老板覺得“封口費”成了一個無底洞，一怒之下把“記者”名單交到有關部門。

　　最有諷刺意味的是，2007年春節臨汾某局發生一人死亡的安全事故。山西某某導報地方記者站、地方版、輿論監督部、社會新聞部、特稿部，一個上午去了30多號人。對方說，你們既然是一個單位的中午就坐在一起吃飯，但餐桌上大家互不認識。山西某導報一工作人員還冒充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總局名義舉辦“煤礦安全生產信息員培訓班”，100多人都是來自呂梁的貧困農村，大字不識，培訓結束后就到各煤礦開展業務。去年春節，3個“記者”去了臨汾市堯都區某煤礦查安全生產，礦主報案，公安來人，但對方拿出相關證件，也拿他們也沒辦法。警方施了一個緩兵之計說，你們來調查就寫一個經過材料，3人不會寫字，就這樣露出了馬腳被拘留。

　　兩位山西記者說，“封口費”見怪不怪”。他們私底下“羨慕”假記者。

　　山西某晚報一個記者因考核時處于末位被淘汰，去某某導報干了3個多月，便買了一輛標致307汽車。而在該晚報干了10來年的記者都買不起車。山西某日報一位搞輿論監督的資深記者退休后感言，假如來生從事新聞職業，再也不搞輿論監督，得不償失。自己退休后除了幾柜子的資料外，還深怕遭遇他人報復，而那些神通廣大的“記者”卻過著衣食無憂的生活。

　　據當地媒體有關人士分析，一些主流媒體的真記者，管的部門太多，大家工作戰戰兢兢，深怕踩“紅線”、觸“地雷”，基本放棄了社會輿論監督的使命。例如山西某晚報不讓記者接觸資源性企業的負面報道，除非經過編委會的同意。

　　“真貓”都不抓老鼠了，“假貓”就填補了這個社會角色。何況隨著資源走俏，巨大的利潤空間讓“黑口子”在產煤區屢炸不絕。這為假記者牟取不法利益提供了市場。

　　假記者群體由個別媒體最初的廣告、發行、通聯人員擴散到無業游民。“他們有的人一年不寫稿，不拉廣告，就要媒體一張工作證。”一位知情者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現在假記者都鳥槍換炮了，以前沒有發稿平臺，他們無非是向安監部門舉報，與真記者出行，提供吃住行，“狐假虎威”或者網上發發帖子。

　　現在，這個群體發展到自建網站，煤礦不給錢就往網上貼。與一些知名網絡媒體關系深厚的假記者則拿著礦主的錢幫其刪除與封鎖論壇的負面報道，建立QQ群分享經驗與戰績。

　　“假記者經常聯系我們，希望去壯大聲勢，但不希望發稿”。山西某報記者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大家心知肚明，我們不能捅穿這層‘窗戶紙’，惟有潔身自好。同時單位有明文規定，嚴禁記者組團采訪，逮住一個開除一個。一般人不會為了一點蠅頭小利丟掉‘飯碗’”。

　　令這名記者不解的是，有些假記者在媒體混幾年后都能名正言順地拿到“署證”(新聞出版總署記者證)，而新聞單位一些剛大學畢業入職不到一年的真記者卻拿不到記者證。還有人假冒某媒體記者，證件上的名字、編號是真，但照片是假，若是打電話去某單位查詢，還確有其人，確實讓人難以辨識。

　　（本報太原10月26日電 記者 李劍平 張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