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掛職”不該成為雞肋

　　“掛職一年，轉眼就結束，連有些鄉鎮都還沒來得及去，更不要說熟悉情況了。”在本刊記者的采訪過程中，有一位剛從南方某省掛職回京的年輕干部感慨道，“如果沒有沉到基層就回來，這樣流于形式的掛職對組織部門、掛職單位和掛職干部來說沒多少實際作用。”

　　記者調查發現，有這樣感慨的掛職干部不在少數。目前干部掛職在一些部門、地區之所以成為“雞肋”，與我們現行的干部掛職鍛煉制度存在弊端有密切關系。

　　首先，組織人事部門管理粗放，考核方法不夠科學規范。記者了解到，雖然干部掛職鍛煉制度已成為干部人事制度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但迄今為止都是依據中央和地方的專門文件進行的，缺少一部全國統一的條例和地方實施細則。

　　“組織人事部門無論是在選定人員、角色定位、崗位職責、任務交辦上，還是在工作指導、跟蹤監督、工作考核、掛用結合上，都存在不夠科學精細的地方。”齊善鴻教授認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中，掛職鍛煉也只是作為干部的交流形式之一被簡單提及，缺少具體的操作性規定。在工作考核上就缺乏科學嚴密的指標體系和檢驗方法。在干部掛職和使用結合上，各種掛職規則中都未詳細加以說明，只是籠統地規定‘掛職表現優秀的，優先提拔使用’，這給用人不正之風提供了可能。”

　　“有些掛職干部去掛職，是利益驅動使然，為的是回原單位后能多一個晉升條件。”政協北京市十屆委員會副秘書長、民建北京市委副主委曾廣宇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表示，“作為組織部門，往往也把掛職當成一個提拔條件，并不看掛職干部是不是在掛職期間做出成績，而且掛職的表現，不是掛職當地的群眾說了算，而是當地部門一紙鑒定，流于形式。”

　　其次，各主體單位權限和責任不明確，對掛職干部缺乏有效管理。記者了解到，干部掛職制度對實施單位、派出單位、接收單位和掛職干部等各主體的權限和責任尚未明確規定，在對掛職干部的管理上，存在嚴重真空現象。

　　“對干部掛職的相關規定，很多地方比較模糊，缺乏可操作性。”李成言教授認為，“作為實施單位的組織部門，一般滿足于結束階段的考察，作為業務主管單位的接收單位，在日常業務管理中很難與組織部門的終期考核相銜接，而派出單位在人事行政上的管理則‘鞭長莫及”，這種管理與考核上的“真空”，導致掛職干部放任自流。”

　　再者，有些“變種”掛職與相關法律相悖，影響黨政機關和掛職干部的社會聲譽。近年來，隨著掛職內涵的延伸，出現“民企掛職”等干部掛職“變種”，在群眾中造成不利影響。

　　在服務民企、分流干部的名義下，有些地方“民企掛職熱”方興未艾。比如作為“復合型人才培養的嘗試”，北京市海淀區政府有關部門從2006年上半年開始派機關人員到民營高科技企業掛職。

　　在記者的隨機采訪中，不少人認為干部帶著權力進市場，極易造成官商不分，產生新的腐敗，進而損害市場公平。“派干部到民企掛職，這是嚴禁干部經商大背景下的變種。”齊善鴻教授認為，“官員就是官員，商人就是商人，干部直接介入企業，很容易使政府部門與掛職企事業單位結成利益鏈，官商一體，造成社會資源分配不公，提供了產生腐敗的可能。”

　　掛職還需制度支撐

　　不少受訪專家認為，掛職作為培養干部的一種模式，發揮過不少積極的意義。但隨著時代的發展，掛職也逐漸顯露出一些弊端，中央應在制度方面加以完善、創新，以使掛職在干部培養鍛煉中能發揮出更大的作用。

　　掛職在國外也有，只是不像我國那么普遍。據龔維斌教授介紹，有些國家的掛職，主要是與公務員培訓機構聯合開展這項工作，具有明確的培養目標和考核方法，事先精心設計培訓程序，精心選擇掛職單位和崗位，而且有專門的指導教師，定期進行團隊研討和交流，掛職培訓的成績與畢業后的使用明確掛鉤。法國國立行政學院每期100名畢業后，按成績排名，第一名最先挑選工作單位，依此類推。龔維斌教授認為，這些方法都值得我國各級組織人事部門借鑒，從而進一步完善我國的干部掛職鍛煉制度。

　　“目前對掛職進行部署和安排，除依據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相關文件進行，還需要制定一部全國統一的干部掛職條例。”北京石油化工學院人文社科學院楊鐘紅副教授認為，“無論是在選定人員、角色定位、崗位職責、任務交辦上，還是在工作指導、跟蹤監督、工作考核、掛用結合上，都要建立一套科學精細的規定。比如在工作考核方面要有科學嚴密的指標體系和檢驗方法。”

　　“干部掛職制度應該明確對干部的培養目的，對任職資格的審核程序再進行細化。”張鳴教授說，“掛職干部既然是鍛煉干部的基層工作能力，了解社會，不妨一下到底，直接下到最基層，應該擔任具體工作。免得掛職只是到下面做個閑差，晃晃就回來。”

　　“由于掛職牽涉諸多行為主體，因而目前干部掛職至少有兩方面的問題需改進。”齊善鴻教授認為，“一方面，實施單位、派出單位、接收單位和掛職干部等各主體的權限和責任有待進一步明確。目前組織部門滿足于結束階段的考察，接收單位的日常業務管理很難與組織部門的終期考核相銜接，而派出單位在人事行政上的管理則無法到位，這種管理與考核上的真空現象需要建立銜接機制。另一方面，掛職是否作為提拔的必要條件，在提拔條件里占多大比重，以及掛職與提拔使用的關系，需要在掛職文件中作詳細說明。”

　　“需要制定一部全國統一的干部掛職條例或規則，將現在紅頭文件中表現出來的原則性規定，變成具有可操作性的法律制度，逐步規范引導我國干部掛職鍛煉活動。”北京中盛律師事務所杜立元律師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建議道。

　　“干部掛職條例要明確掛職干部的掛職任務，并且承當相應責任。目前干部掛職制度與‘責任政府’原則不相容。‘責任政府”的原則要求權責相符，有多大權力就要承擔多大的責任，但‘掛職’的特點卻偏偏是，行使權力卻無需承擔責任——干好了，被提拔重用；干不好，卻用‘交學費’一筆帶過，反正是鍛煉，掛職結束后繼續干老本行。”杜立元律師坦言：“干部掛職職務是否需要地方人大選舉，在法律上要明晰。干部掛職條例要與我國現行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緊密結合。因為目前有些地方直接任命掛職干部的職務，或是任命后讓人大走個過場，這種做法既損壞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嚴肅性，也跟我國依法治國精神相悖。最重要的是，干部掛職在選拔和審核程序上要做到公平、公開和公正。”(李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