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時期的貪腐黑洞

　　時間來到1992年。

　　這一年，在上海的女學者林喆開始撰寫她關于反腐研究的第一本著作《權力腐敗與權力制約》。但這本很快就寫完的著作，卻沒有出版社愿意出版。

　　在安徽，基層檢察官童海保明顯感覺到腐敗案件開始增多了。“1992年的貪腐案件一下占到了60%，后來占到80%甚至90%。”

　　經濟領域的變革引領著中國向擺脫計劃經濟的軌道轉型。上世紀90年代之后，中國明確提出將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計劃經濟尚未退場，兩種經濟軌道奇妙地在中國并行了數年，其導致的“價格雙軌制”使得各地的權力機構，可以“合法”大肆攫取不當利益。

　　當時，重要的物資，如鋼鐵等價格，都分為兩層級——國家計劃內的價格非常低廉；而進入市場流通的價格則相對較高。誰要有能力搞到批條，就可以按低廉的計劃內價格買來物資，再以昂貴的市場價賣出。一入一出，權力即可輕易地變現為金錢。

　　學者胡鞍鋼稱此為權力“尋租”，計劃內價格與市場價格的差價即為租金。林喆說，按照當時學者的粗略統計，1992年“租金”為6000多億元，占國民收入的32%。

　　一些涉及高級領導人的貪腐大案開始出現。1995年4月，時任北京市副市長王寶森因貪污挪用公款畏罪自殺。三年后，北京市原市長、市委書記陳希同因貪污罪、玩忽職守罪被判處16年徒刑。

　　上世紀90年代末，中國基本進入市場經濟階段，雙軌制離開歷史舞臺，權力雖然不能再從差價中直接獲取“租金”，但更隱秘的尋租行為仍在持續，貪欲變本加厲。

　　與活躍的貪腐態勢相反，曾被寄予厚望的反貪局受體制所困，終究未能如廉政公署一樣，憑一己之力清除腐敗。

　　“檢察機關高級別干部的管理權在市一級黨委，科級干部管理權在市人事局，財權在財政局，財權、人權都歸政府管，你又怎么能去監督政府？”長期在基層檢察院工作的童海保說。

　　正是在這個時候，更強勁的力量開始萌生。

　　1997年初，江澤民在中紀委第八次全體會議上強調反腐敗斗爭是關系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嚴重政治斗爭。不久，全國人大常委會原副委員長成克杰被查處。

　　這一年，在高調的反腐輿論中，林喆的書終獲出版。

　　反腐中國模式

　　與林喆的書出版同年，1997年新修訂的刑事訴訟法開始實施，其中的一條規定，讓檢察官們面對某些智商更高的貪腐嫌疑人時，有些束手束腳——在偵查過程中，不得傳喚嫌疑人超過12小時，不得連續傳喚。

　　一次，童海保偵辦了一起警察接受賄賂徇私枉法的案件，對方是一名經驗豐富的探長。

　　來到檢察院后，他將六盒煙往桌上一撂，就沉默不語了。面對反復詢問，他反問說：“如果你在我的位置上，你會說嗎？”12個小時一到，熟知法律的探長起身離開。無奈中，童海保求助于紀檢部門對這名警察進行了“雙規”。在被“雙規”的第五天，這名警察交代了受賄的事實。

　　到上世紀90年代后期，紀檢機關開始成為反腐戰線中最有力的機構。

　　在此前，中國重要的反腐力量有三支，在黨的內部有紀檢機關，在政府序列有監察機關，在司法序列則是檢察院的反貪局。1993年，中紀委和監察部開始合署辦公。紀委為主導的反腐功能開始加強。事實上，黨內監督的力度一向是中國反腐力度的風向標。作為執政黨，從中央領導到地方官員絕大多數為共產黨員，強化黨內監督，是對政府權力制約的最有效辦法。

　　早在1980年，中紀委擬定的《關于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向全黨公布。其中確定各級領導干部要接受監督，不得搞特權。2004年，《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試行)》和《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先后出臺，媒體評論，黨內監督的規范化和制度化進入了新的階段。

　　作為執政黨內部的紀律監督機構，紀委逐步走向反貪腐的最前沿陣地。特別是在省部級高官的反腐案件中，以中紀委為主導，結合其他反腐機構和靈活辦法的反腐“中國模式”已經形成。

　　在中國，紀委人員是比檢察官更讓貪官們膽寒的人。童海保說：“中國是一個崇尚權力的國家，相對于崇尚法律，人們更習慣崇尚權力。”

　　2003年當選為全國人大代表的童海保連續提出議案，希望將反腐中國模式法律化，制定反腐特別法以加大反貪腐的力量。

　　五支監督力量

　　2000年以后，公眾對貪腐更加關注，空氣也更加開放。在媒體的高密度報道下，各種貪腐現象被曝光——多個省份交通廳長因手握修路大權受賄而相繼落馬；經濟最活躍的金融領域頻發大案；出現國企負責人退休前最后撈一筆的“59歲現象”……

　　在調往中央黨校后，學者林喆繼續撰寫反腐著作。2002年，她主筆出版了《腐敗犯罪學研究》，與第一本書艱難的出版過程不同，這本書在成稿兩個月后即獲出版。

　　2007年，由中紀委和中央黨校組織，林喆具體負責編寫的《新時期領導干部反腐倡廉讀本》出版。在這本最高規格的反腐教材中，林喆堅持將權力與腐敗的關系寫入書中。這時，19世紀英國歷史學家阿克頓勛爵的名言——“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也已經被中國民眾接受。

　　在社會上，反腐的文學書籍也層出不窮，作家周梅森的《絕對權力》，成為暢銷的反腐小說。2007年初，官場小說《駐京辦主任》大獲成功。一年后，人們知道，小說作者王曉方，就是轟動全國的“慕馬案”中沈陽市副市長馬向東的秘書。

　　權力場不為人知的游戲規則被揭露出來。

　　2008年，林喆開始修訂她的《權力腐敗與權力制約》。從1992年寫作這本書到現在，更多的腐敗大案和反腐行動層出不窮，這本書也從不到300頁24萬字的小冊子擴張到600多頁60萬字。對權力的分析與制約，仍然是這本書的主題。林喆將對權力的監督分為黨內監督、黨外監督、法律監督、媒體監督和群眾監督，而在這五支力量中，“群眾監督是做得最不完善的”。

　　事實上，對權力的制約幾乎永無止境。即使是現在公認最有效的以紀委為主導的反腐中國模式，也存在著權力的制約。“紀委書記落馬的也不在少數。”林喆說。

　　2006年9月，湖南郴州紀委書記曾錦春被“雙規”，之后查明，曾錦春不但貪污受賄，還無限放大紀委的權力，居然將在黨內適用的“雙規”手段，施加在黨外人員身上。在曾錦春落馬前，僅湖南就先后有三名紀委高官落馬。

　　檢察官出身的童海保現在是安徽省馬鞍山市金家莊區人大主持工作的副主任。雖然出身檢察系統，但他對檢察院的權力制約也有清醒的認識。對于受賄案件中，偵查權和批捕權均在檢察院，童海保說：“這樣，查與不查、查多查少、逮與不逮就都在檢察院手中了，適度分權，接受外部監督非常重要。”

　　而對于貪腐的肅清，童海保更希望社會觀念的變化，“整個社會應推崇法律之上沒有權威”。

　　中國反貪腐大事記

    □1979年

    中紀委正式恢復。

    □1980年

    檢察機關恢復。

    □上世紀80年代

    官倒開始出現，大量官商不分的企業出現。

    □1984年

    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嚴禁黨政機關、黨政干部經商辦企業的決定》。

    □1986年

    “八千人大會”在人民大會堂召開，黨內開始整風。

    □1993年

    中紀委與監察部合署辦公。

    □上世紀90年代末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初步建成，利用計劃與市場差價的牟取暴利現象基本消失。但更多形式的權力尋租現象抬頭，特別是在土地出讓領域。

    □2000年

    全國人大常委會原副委員長成克杰因受賄被判處死刑。

    □2001年

    云南省原省長李嘉廷，公安部原副部長李紀周，沈陽市原市長慕綏新、副市長馬向東等腐敗分子被查處。

    □2004年

    中紀委、中組部建立完善了巡視制度。同年，《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試行）》和《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先后出臺。

    □2005年

    中國加入聯合國反腐公約。 

　　本報記者 徐一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