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小傳：張震，湖南平江人，1914年10月生。1926年投身革命，1930年參加紅軍并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革命戰(zhàn)爭時期，歷任連政委、營長、團參謀長，新四軍游擊支隊參謀長、八路軍第四縱隊參謀長、新四軍第四師參謀長、旅長兼軍分區(qū)司令員，華中野戰(zhàn)軍第九縱隊司令員兼政委，華東野戰(zhàn)軍副參謀長、第三野戰(zhàn)軍參謀長等職。新中國成立后，曾任華東軍區(qū)參謀長、軍委作戰(zhàn)部長、軍事學院院長、武漢軍區(qū)副司令員。1978年以后，任總后勤部部長，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國防大學校長、校長兼政委。1992年10月至1998年3月任中央軍委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1988年被授予上將軍銜。

　　(一)

　　改革開放30年，譜寫了中華民族歷史上光輝的篇章。回首征程，往事歷歷，猶在眼前。

　　1975年1月，根據(jù)毛澤東主席提議，鄧小平同志重新走上黨、國家和軍隊領導崗位。同年8月，小平同志大刀闊斧開始解決軍隊高層領導班子“軟、懶、散”問題。這時，我被任命為總后勤部副部長、黨委副書記。粟裕同志代表軍委和我談話，明確告知“是小平同志點的將”。軍委葉劍英副主席專門向我講了有關林彪一伙插手總后的復雜情況，對工作提出了明確要求。此次履新，我既感責任重大，更對軍隊的整頓充滿期待。

　　主要由于“四人幫”的發(fā)難，那年11月起，小平同志受到無端指責，繼而演變成全國性的所謂“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軍隊整頓被迫叫停。總后的許多工作欲罷不忍，想干不能。此時此刻，我也深為黨和國家的前途命運擔憂。

　　粉碎“四人幫”后，軍隊建設很快步入正軌。1977年3月，軍委確定由我主持總后工作。6月29日，即將正式恢復工作的小平同志找我了解總后的情況。8月，我在黨的十一大當選為中央候補委員，繼為中央軍委列席常委。為從根本上解決總后的問題，我于12月初向業(yè)已恢復工作的小平同志寫了一封請示信，提出四點建議，很快得到小平和中央其他領導同志的同意。

　　1978年2月22日，軍委任命我為總后勤部部長。我同新到任的王平政委一起，遵照小平同志要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指導各項工作的指示精神，大張旗鼓地撥亂反正。5月11日《光明日報》發(fā)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特約評論員文章，我甚為贊同，便明確表達了自己的看法，使總后成為全軍較早開展真理標準討論的大單位。廣大干部進一步分清是非，解放思想，于11月22日在首都體育館召開萬人大會，為一批蒙受冤屈的同志平反昭雪；推倒了百余個假集團案，為無辜受牽連的同志徹底平反。同時，對總后系統(tǒng)被錯劃、錯定為右派、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數(shù)百人進行復查、改正，并妥善安排他們的生活和工作。所有這些，極大地調(diào)動了廣大干部的積極性，得到了黨中央、中央軍委的充分肯定。

　　在撥亂反正過程中，我和黨委一班人都十分注重開拓后勤工作的新局面。1978年4月28日至6月5日，新中國建立以來規(guī)模最大的一次全軍后勤工作會議在京召開。會前，小平同志專門聽取了我和王平同志的匯報。會議明確規(guī)定了我軍后勤建設的指導思想，制定了后勤戰(zhàn)備建設的規(guī)劃綱要，提出了后勤現(xiàn)代化建設的構想。會后，我們對總后機關業(yè)務部門進行了整頓，并組織機關干部深入基層調(diào)查研究。從7月22日開始，我?guī)ьI一個25人的工作組進行了歷時68天的青藏高原之行，行程8000余公里，不僅發(fā)現(xiàn)和解決了部隊建設的諸多具體問題和實際困難，而且為推行全軍后勤體制、工資制度改革取得了寶貴的第一手資料。

　　1978年11月至12月，我參加了中央工作會議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這是關系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重要會議。隨著全黨工作重點轉(zhuǎn)移到經(jīng)濟建設上來，軍隊改革的大幕也從此開啟。回顧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后我在總后工作的這段經(jīng)歷，深切地感受到：小平同志既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也是新時期軍隊建設改革的總指揮。離開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離開了小平同志撥亂反正的膽識和魄力，就不可能開創(chuàng)軍隊建設發(fā)展的新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