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1949年以來，除了政治強力下的知青“上山下鄉”，中國社會的人才流動基本是從農村走向城市，中國農村出現了知識空心化。如今，那些在城市里見多識廣的農民工返鄉，陸續進入中國鄉村基層執政階層，這一現象引起人們的關注

　　本刊記者/劉炎迅(發自河南上蔡)

　　文/王婧

　　2008年12月底，被稱為中國首位“農民工人大代表”的張全收，從深圳趕回家鄉——河南省上蔡縣朱里鎮村拐子楊村，當選村委會主任兼支書。他同在深圳打工和創業的好友楊國群當選為村委會會計兼支書秘書。當選這一天，村里來了很多媒體記者和專家學者。

　　在經濟寒冬的背景下，漸漸變冷的“村民選舉”話題，有了新的關注點——進城務工和創業的農民陸續進入中國鄉村基層執政階層的現象，進入人們的視野。

　　“農民工司令”回村

　　2009年2月13日下午，拐子楊村。

　　在掛著“全收希望小學”招牌的校園里，楊國群迎面走來，笑得有些拘謹：“咱們就在這聊聊吧，村委會破得很，沒地兒坐。”

　　楊國群1998年離開拐子楊村，到深圳打工。當時張全收已在深圳打工2年。在張的幫助下，楊跟著一個師傅做紙品印刷生意。

　　2001年前后，張全收創辦深圳全順玩具廠。2004年8月，以招收河南農民工為主的深圳市全順人力資源開發有限公司，在深圳市龍崗區掛牌。因為獨特的勞務運作模式，張全收名聲漸起，被河南老鄉稱為“農民工司令”。2008年兩會他成為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

　　而楊國強，“一開始工資就幾百元。”后來開了一家小型的紙品批發廠。

　　拐子楊村現任副村支書吳振華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在過去的6年里，他一直是該村的支書和主任。2008年底，上蔡縣各鄉村開始換屆選舉，他就向縣里和鎮上領導提出讓張全收回來做村官。

　　吳振華解釋說，村里太窮，“要想發展好，必須有一個能引領大家帶頭致富的人才行”，而張全收被認為是最好的人選。此后，朱里鎮的黨委書記、鎮長、副鎮長等人先后多次前往深圳，“說服”張全收接任拐子楊村村長職務。

　　張全收終于答應，并叫上同在深圳打工的楊國群，“我發了點大財，你也有了點小財，咱們能回村做點貢獻了。”張全收向《中國新聞周刊》回憶。

　　張、楊回鄉競選村官，正值國際金融危機蔓延，中國沿海地區大量中小企業倒閉，2000多萬農民工失業返鄉。張不認為自己返鄉競選村官是無奈之舉，“主要是想為村里做點事情。”楊國群也認為，紙品批發生意雖然大不如前，但“問題不大，回村做村官與此無關”。

　　據上蔡縣宣傳部通訊員宋永先介紹，該縣有近20名提前返鄉的農民工參加村委會換屆選舉。上蔡縣勞動局下屬的勞務培訓中心主任董希峰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提前返鄉恰逢換屆選舉，是此次農民工順利參選村官的原因之一。

　　崇禮鄉朱大東村新當選的村支書朱從建，今年34歲，多年來在外做禮品生意，“呆過很多地方”。張莊村新當選的村支書石俊強，也是34歲，之前奔波在各地，做蛋雞生意。東黨村新當選的村主任黨國名，也一直在外打工做小生意。

　　農歷年前很早一段時間，這幾位就回到村里閑著，“生意不好做，工不好打”。這成了三人相似的感嘆。石俊強對《中國新聞周刊》坦言，“回來做村官，是一條路子，為什么不嘗試一下？”

　　在江西南昌、湖北十堰、山東濰坊、重慶等地也傳出類似消息。比如南昌市，返鄉農民工有101人參加村兩委競選，成功當選21人。

　　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賀雪峰教授認為，這并不是2008年經濟危機背景下才有的現象。2006年，他在湖南衡陽三湖鎮做鄉村調查，就發現那里村干部有外出務工經歷的超過20%，尤其是主要村干部，比如村長、村支書等等。他說：“這是我發現得比較早的地方。”

　　他認為湖南衡陽在90年代初就有打工潮，比全國其他地方早一些。現在的農村，20多歲的都在外面打工，超過30歲仍然在外打工的成本比較高。這是因為農民工多半都在生產線上，30歲以后，身體素質以及協調能力都變差，更別說服務行業了，服務行業也是要吃青春飯的。這些人過了30歲就會陸續回鄉。現在擔任村官的多是40歲到50歲左右的這樣一批人。

　　賀雪峰估計過幾年，返鄉農民工競選村官的比例會大大上升，保守估計會達到70%以上。在他的調查中，其他地方也有這樣的情況，但不如衡陽這么密集。他估計是因為其他地方的青壯年還沒有進入中年期，還沒有返鄉。

　　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于建嶸2007年做的“農民工的未來發展預期”調查，就有一些農民工提到要“回鄉當村官”。他們填寫的動機，大多是希望把家鄉建設好，也有的認為“在城里沒有辦法呆下來”，但回去不愿意再當普通的農民，就當村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