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鮮為人知的是浙江在擴權的同時也大規模減權，專家認為這才是浙江改革的最大秘密

　　●比中央一號文件還早，浙江正在進行第五次擴權強縣試點，總的原則是權能放就放

　　●浙江目前還處于放權階段，實現行政上的省直管縣尚需更大政治魄力和智慧

　　●與浙江改革相呼應，目前已有不少省份低調搞省直管縣試點，或有新突破

　　原來一直是年初八就開業的義烏小商品城,受金融危機的影響,直到農歷正月十二才開業,據車牌號為浙GZP112的義烏出租車司機告訴記者,自從去年10月份以來,他每月的收入從5000元降到了3000元。

　　與此同時,浙江正在緊鑼密鼓地進行第五次擴權強縣工作,頗具意味的是,這次工作被提高到了“積極應對全球金融危機的戰略高度”,被稱作是“解決當前經濟發展面臨困難和問題的重大舉措。”

　　具體提法上也發生了變化,從“強縣擴權”變為“擴權強縣”。

　　“這樣一改,意蘊大不相同。這意味著浙江將全面實行放權。”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沈建明是浙江省直管縣政策的主要參與者,對浙江的改革頗有體會。

　　“權力最大縣”到底有多大權

　　在浙江,一個地級市大約具有大大小小的權力有1000余項,義烏已有618項,像重點工程項目申報和管理、醫療廣告審核、機動車檔案管理等都在放權事項之內,書記和市長也都是副廳級,屬于省直管干部。

　　筆者也算是做了多年的記者,經常出入各類政府機關,但義烏市政府的大門這么好進,還是讓筆者“嚇”了一跳。這里完全可以用隨便出入來形容。

　　“我們原來連門口的保安都沒有,后來因為進來揀廢品的人太多,我們才在門口安排了保安。”義烏市外宣辦的王先生告訴筆者,“義烏市政府是沒有圍墻的政府,即使是市領導所在的‘1號樓’也是隨便進。”

　　就是這樣一個沒有圍墻的政府成為中國權力最大的縣級政府。

　　從1992年起,浙江省先后實施了4次強縣擴權改革,這些改革極大地推動了強縣經濟的快速發展,但改革的范圍也一直限于部分經濟發達縣域。

　　2006年11月,浙江啟動第四輪強縣擴權試點。“賦予義烏市與設區市同等的經濟社會管理權限；推動義烏優化機構設置和人員配置。”

　　這次擴權只有義烏一家,主要內容是:在不改變其由金華市領導的管理體制的前提下,進一步擴大義烏市政府經濟社會管理權限,以社會管理權限為重點,除規劃管理、重要資源配置、重大社會事務管理等經濟社會管理事項外,賦予義烏與地級市同等的經濟社會管理權限。

　　義烏擴權后的權力到底有多大?沈建明向記者透露,根據他們的統計,在浙江,一個地級市大約具有大大小小的審批權力有1000余項,而第五輪擴權強縣將下放義烏市經濟社會管理權限618項。

　　其中包括繼續保留原有擴權事項524項,新增事項94項目。

　　“也就是說,義烏已經具備了1000項權力中的600多項,而且這些權力多為‘真金白銀’。”沈建明認為,“通過擴權,義烏已基本上具備了地級市政府所具有的權限。現在義烏的書記和市長甚至都是副廳級,屬于省直管干部。”

　　沈建明透露,義烏在此次強縣擴權以后,事實上在浙江省已經獲得了“十一加一”的地位,即在浙江省11個地級市以外,義烏作為唯一的縣級市,在浙江省級計劃中單列,浙江在經濟發展各項計劃指標的分配安排上(如土地指標、金融指標等),義烏也得到了單列。

　　“對于義烏來說,擴權所帶來的最直接的好處就是審批環節的減少,辦事效率的提高。”義烏市委辦公室副主任施文臻一語點破玄機。

　　權力的擴大給義烏帶來的好處是顯而易見的。僅從一個數字我們就可以看出來:目前,義烏人均GDP超出浙江人均水平1倍,超出全國人均水平6倍。

　　擴權后的煩惱地級市被邊緣化?

　　與金華的關系問題,至今仍然成為義烏的官方禁忌,多數都不愿意談。義烏市委一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負責人告訴記者:“市領導曾有明確指示不讓我們再談這個話題”。

　　權力的擴大讓義烏繼續保持著快速的發展,但也讓義烏嘗到了擴權后的種種煩惱。

　　根據試點意見,規劃管理、重要資源配置、重大社會事務管理等權限仍然被地級市金華所保留,這就意味著,義烏市的發展,至少在短期內將仍然擺脫不了“大義烏、小金華”的格局。

　　與金華的關系問題,至今仍然成為義烏的官方禁忌,多數都不愿意談。

　　“由此可見義烏與金華關系的微妙。”浙江省委黨校教授,政治學研究所所長何顯明透露,不僅僅是與金華的關系問題,其地級市與擴權縣也存在或多或少的矛盾。

　　坊間曾傳聞嘉興謀劃把下轄五個縣(市)全部改成區,從而規模擴權強縣的影響,但后來因為反對聲音太大,沒有能實現。

　　不僅僅與地級市的關系問題,義烏擴權后與周邊兄弟縣的關系也變得越來越微妙。

　　何顯明認為,這當然并不僅僅是因為擴權的關系,“卻在提醒我們,原來講,地級市不好,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市與市之間的行政壁壘,但省管縣以后,卻有可能演變成縣與縣之間的行政壁壘。”

　　“縣級擴權后,如何建立協調區域重復建設的機制問題成為迫切需要。”在沈建明看來,有矛盾是正常的,隨著改革的深入,體制的理順,這一矛盾正在逐步理順。

　　“我認為,浙江的省直管縣改革已進入攻堅階段。原來試點時涉及的地級市不多,還好協調,現在是全部11個地級市,需要魄力和智慧。必須拿出決心來做。”

　　關于如何妥善解決省直管縣后的地級市發展問題?沈建明透露,浙江確立了幾個改革基本點,第一就是地級市不能通過配置縣的資源來發展自己,地級市的發展要靠自己。

　　“但有一些地級市發展空間不夠,確實需要擴大轄區,浙江就通過調整行政區劃來解決這個問題。”比如,原來的杭州兼并蕭山、余杭,金華把金華縣改成區,目前浙江的這種調整已經基本到位。

　　被誤解的省直管縣

　　省直管縣并非只是權力的再分配,它的本質在于發展縣域經濟從而富民,讓老百姓過上好日子。很多人都在關注浙江的省直管縣,但卻鮮有人知道浙江正在進行的省級審批事項的削減,這個削減并不是把行政審批權放下去,而是直接減掉。

　　“正在進行的浙江第五次擴權強縣并沒有把義烏試點的權限全放出去。”何顯明再次提醒記者注意。“其實,浙江多數的縣并未獲得義烏試點時的權力。”

　　“從縣域經濟發展的角度講,這樣的思維方式還是一個傳統的管多管少的問題,省管縣并不是一個管的概念。”沈建明卻認為,“我們搞這樣一個制度安排的目的是想解決縣域發展的問題。”

　　事實上,義烏的經濟總量并不太大,去年有400多億,和東莞的虎門鎮差不多,財政收入也不多,去年69億。

　　“但義烏是放水養魚,財政收入保持一定的增長比例,收到一定程度就不收了,比如收到第三季度就已經完成征收計劃,那第四季度就不收了。”

　　“這是一個什么概念?這意味著義烏真正理解了省直管縣的本質,那就是讓老百姓過上好日子。”沈建明認為,“省管縣不是著眼于管,誰來管,反而是一個松綁的概念,不是省能管得好,市就管不好的問題。”

　　“在松綁的層面上,是政府轉變行政職能的契機,我們需要在政府職能轉變的層面考慮這個問題。”

　　沈建明提醒記者,其實很多人都在關注浙江的省直管縣,但卻鮮有人知道浙江正在進行的省級審批事項的削減,這個削減并不是把行政審批權放下去,而是直接減掉。

　　“我理解這是一種更高層次的放權。”

　　浙江從1999年開始,連續搞了三次革命性的減權。省級審批權限從3251項銳減到630項。“正是審批事項的削減才給放權提供了可能,浙江審批事項改革是省直管縣的前提,而且這兩個進程是一個相輔相成的過程。”

　　“很多人覺得省直管縣是權力的重新分配,其實根本不是這個概念。”

　　沈認為目前的浙江模式,在中國各個省市都可以借鑒。“我們的改革就是調動積極性。多給縣一些積極性、發展權,理論上它會發展得快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