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語言使用欠缺規范

　　一家法院的判決書曾出現了66處錯誤，“法院的裁判文書中最容易出現法律語言使用的錯誤，但實際上一般不對外公開的檢察機關和公安機關的司法文書中也常出現錯誤”

　　我國物權法從起草到審議，耗時十多年。期間，召開了100次座談會，審議了7次，公開向社會征集到1萬多條意見，還專門召開立法論證會。

　　但當物權法草案向社會公開時，在其中的措詞用語方面，卻廣為民眾所詬病，“病灶”集中在“用語不夠規范”、“定義模糊不清”上。

　　宋北平就曾為物權法草案“挑過錯”，比如，物權法中出現了“村民”、“農民”、“集體成員”這樣的表述，這些詞語的用意是否相同？亦或含義不同，但作何區別？顯然，在實踐中，很少有人能分得清楚。

　　我國公司法中表述“禁止銀行資金違規流入股市”，其中幾乎每個詞都有待斟酌，如“銀行”是指哪類銀行，“資金”為哪些資金，“違規”沒有寫明“違何規”，“流入”和“股市”則顯得口語化，表述不規范。

　　“我曾經遇到過，在相同的案子中，兩級法院對一個司法解釋讀出了兩種完全相反的意思。”宋北平說。

　　另外，在法律條文中，有一些并列關系的短語，有時候在用詞上并不對稱，雖然意思表達上沒有問題，但是讀起來卻非常不順，缺乏韻律之美，宋北平將其稱為“法律語言之美”，“在并列的詞語中，最好按照兩字、三字、四字這樣的順序排列。這樣，雖然在意思上并無不同，但是增加了句子的美感，讀起來更通順和有節奏”。

　　實際上，除了在立法中，法律語言使用得不夠規范，在司法領域同樣如此。

　　宋北平有13年的律師工作經驗，他曾經代理過一起租賃合同糾紛案，這起在被告看來原本勝算無望的官司，由于原告對“法律語言”的疏忽，讓被告代理人宋北平看到了機會。

　　原告曾把自己的一個禮堂租給被告使用，被告將禮堂分割為格子間改造成KTV，雙方的協議約定租賃到期時，被告將可移動的清空，不可移動的物品以及改造后的禮堂留給原告。最終，雙方因爭議而訴至法院，原告要求被告支付違約金，并“騰空禮堂”，承擔訴訟費用。

　　宋北平抓住了其主張中“騰空禮堂”的表述，在庭審中說：“原告的訴訟請求原則上是可以接受的。”這令原告方很是詫異：“怎么對方代理律師竟完全支持我們的主張？”

　　因為宋北平認為原告提出的第一點訴訟請求“支付違約金”是沒有爭議的，他把焦點放在了第二點主張“騰空禮堂”上，宋北平在庭上說：“請對方給我們一些時間！我們按照對方的要求‘騰空禮堂’需要拆除一些設備和禮堂中添加的鋼筋等建筑材料，將這些賣掉后即可支付部分違約金，但拆除和變賣是需要時間的”。

　　宋北平的表述完全超出了原告的意料之外，“原告被打了一個措手不及”。

　　宋北平說，原告方的意思可能是“騰空禮堂內房間”，但卻由于不嚴謹寫為“騰空禮堂”，幾個字的差別讓原告的意愿“跑偏”，官司的走向也出現了很大差別。

　　“這就是法律語言不被重視的結果。”宋北平介紹說，在我國的司法領域，法律語言普遍存在著使用隨意、不夠規范、甚至語病連連的問題。一家法院的判決書曾出現了66處錯誤，“法院的裁判文書中最容易出現法律語言使用的錯誤，但實際上一般不對外公開的檢察機關和公安機關的司法文書中也常出現錯誤”。

　　“目前的問題是，法律語言和司法實踐結合得并不深，而相關部門以及法律工作者對其重視程度也不夠。”西北政法大學法律語言研究中心主任劉蔚銘指出。

　　立法機構正逐漸重視

　　在立法中，各部委往往考慮自身的利益。所以當立法草案到其他部門征求意見時，往往都會遭遇不同的意見。這些沖突協調的結果是，各部門按照各自的理解修改，造成了一些法條理解上帶有歧義

　　讓宋北平等國內法律語言專家郁悶的，不是實踐中法律語言使用得如何不規范，而是一些立法者及司法工作人員甚至混淆了法律語言的概念。

　　立法草案被法律語言專家指出許多錯誤，這在宋北平看來，意味著中國立法語言技術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

　　而令法律語言學者欣喜的跡象是，立法部門及司法機關正在逐漸重視規范法律語言的作用。

　　2006年10月25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在北京專門召開“立法用語規范要研究的問題”座談會，對法律條款中的一些表述方式如“但書”，還有標點符號的使用等都做了詳細的討論。

　　2007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又成立了立法用語規范化專家咨詢委員會，聘任了14位法律語言學和語言學專家，宋北平就是其一。以食品安全法草案為例，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經濟法室負責起草，后交由立法規劃室和立法規劃室特聘的法律語言學和語言學專家審校，完成審校后，再遞回經濟法室，就這樣，食品安全法草案完成了“體外查驗”，而法工委的工作人員也對專家們的“查驗”很信任。

　　在與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合作的過程中，宋北平感覺到，這種立法者與法律語言學者相合作的機制正在逐漸走向成熟。

　　立法用語規范化專家咨詢委員會成立后，整個2007年的立法語言質量比上年有了很大提高。而在最近廣受關注的立法中，宋北平直言“防震減災法比食品安全法在立法技術上要更加成熟”。

　　宋北平介紹，2008年，立法用語規范化專家咨詢委員會在成立一年后召開了總結會，法工委領導肯定了法律語言專家審校的成果，并表示，下一步全國人大的重要工作文件都要由專家們來審校，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立法機構對法律語言的重視。

　　另外，最高人民法院也非常重視司法語言規范問題，相關司法部門相繼舉辦了一些關于法律文書規范化的評講之類的活動。

　　即便法律語言正逐漸走入法律工作者的視野，但法律語言學方面的研究依然面臨困境。據宋北平介紹，目前，對法律語言的研究非常需要一批精通法學、語言學的復合型人才，尤其是缺乏精通法律、中文、英語、歐美法的“多面手”。國外的一些法律語言學者甚至將法律語言上升到“語言哲學”的高度來研究，這在我國的現階段還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另外，在立法中，各部委往往考慮自身的利益。所以當立法草案到其他部門征求意見時，往往都會遭遇不同的意見。這些沖突協調的結果是，各部門按照各自的理解修改，造成了一些法條理解上帶有歧義，這種“部門立法”制度讓力圖規范我國法律語言的宋北平經常感到一種“無力感”。

　　據宋北平介紹，2005年以前，國內研究法律語言的學者不到100人，現在發展有200余人，但其中法學家僅占1/3。可喜的是，去年底中國行為法學會法律語言研究會成立后，吸納了120多個會員，其中80%是研究法律語言的博士，這個數字還在增長中。

　　“在今后，隨著對法律語言的需求不斷地增多，其發展為一個獨立學科是必然的。”宋北平說。（李亮 李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