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國際金融危機下農村勞動力流動的新問題

　　1.宜工不宜農的“新生代”農民工問題凸現。

　　農民工群體在30年的發展中，其外出務工表現出三個階段性特征，即非農收入階段，非農就業階段和非農職業階段。農民工從一開始的為尋求非農收入作為務農收入的補充，農閑務工、農忙返鄉階段，發展到以非農就業為主要收入來源的家庭內部務工、務農的階段，出現了以個人常年在外務工的情況，而目前則表現出更加重視非農就業的職業性，開始尋求其非農就業職業化發展的特點，出現了以家庭為單位的流動，夫妻雙方圍繞著職業化務工來安排家庭生活。

　　這三個階段背后隱含的是勞動力與土地資本的結合正在轉變為勞動力與工業或者商業資本的日益緊密的結合。特別是1980年之后出生的“新生代”農民工，在務農能力、“農民”身份認同、非農職業化需求等方面與上一代農民工相比，表現出明顯差異：與上一代農民工的“亦工亦農”相比，“新生代”農民工則是“宜工不宜農”，他們較少參與農業勞動，即使返鄉后在家待著也不愿意務農，因為他們覺得在外務工兩個月的工資就相當于在家種一年地的收入；與上一代農民工所具有的強烈的對自身“農民”身份認同不同，越來越多的“新生代”農民工并不認同自己的農民身份；與上一代農民工定點定時往返的“候鳥式”流動不同，“新生代”農民工選擇在城市間長期漂流。由于土地不再是他們生存的基礎，因此他們更加重視非農就業的職業性，開始尋求非農就業的職業化發展。所以，即便是在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下，“新生代”農民工也不會輕易放棄他們的打工生涯。

　　2.目前農民工非農就業缺乏有效的職業規劃。

　　從社會分工的角度來看，職業化是市場化條件下勞動力資本流動的必然。而現實情況是，農民工收入并沒有隨著工作年限的增加而出現一個較長的上升周期，而是出現了長期維持在較低水平，在進入一定年齡后快速下降的現象。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農民工一方面缺少足夠的職業技能，另一方面政府、企業和農民工本人都沒有規劃農民工的職業生涯。就政府來說，許多地方依然認為農民工只是暫時在城市打工，若干年之后回到農村繼續生活或者養老，他們最終的歸屬是農村，最終的職業還是種地；就企業而言，其本身并沒有培訓農民工和幫助他們做職業規劃的職能，只是通過市場化的機制選擇對他們有用的勞動力；而農民工本身的文化水平相對較低，對職業的認識并沒有很清晰的思路和想法，只要有相對較高和穩定的收入的工作，無論條件多么惡劣，勞動強度多么大，都會成為他們的選擇，自身的條件限制了他們做有效的職業規劃的能力。

　　所以，農民工非農職業生涯缺乏一個穩定上升周期，很大程度是其缺少職業規劃所造成的。同時，缺少職業規劃也使得他們沒有相應的工作技能，多從事低層次的工作，在社會分工越來越細的生產過程中更容易被淘汰，或者無法有效應對諸如國際金融危機之類的外部條件變化的沖擊。

　　3.農民工流動迫切需要加強有效的組織化平臺建設。

　　目前農民工流動的組織化程度極低，大部分農民工外出是一種自發的行為，依靠的主要是自己的社會和親屬網絡。此次調研發現農民工在其身份轉變及非農就業的職業化過程中，亟需一個有效平臺幫助他們實現轉換和跨越。這種平臺提供的不僅僅是就業信息，還應當包括相應的職業技能培訓、職業生涯規劃和權利維護等等內容，在農民工進行務工的職業化過程中，發揮黏合劑的作用，將農民工組織起來，使其能夠應對市場變動的風險。

　　相對而言，目前在農民工外出務工的組織化平臺建設方面，以流入地為主的相關平臺建設的實際效果更好一些。此次調研中，我們走訪了勞務市場、民間職業培訓機構及新市民培訓機構，發現一些習慣于通過勞務市場求職的農民工，其求職信心相對較高，多年的務工及求職經歷，使其對工作崗位轉換期間的失業風險有了足夠的心理準備和抗風險能力；民間職業培訓機構則通過免費培訓、組織就業、跟蹤保障等一系列機制設計，為農民工提供了較好的務工服務；民間新市民培訓機構則立足于社區，為社區內的務工農民工提供綜合素質訓練，此舉不僅吸引了部分農民工，而且也吸引了一些企業主，從而使新市民培訓成為直接連接用人單位和有進取心的農民工之間的互信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