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知識分子群體歷來更加強調“建構”，主張通過主動參與政治來改變社會，因此對政治的關注度和參與度更高

　　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黃豁郭奔勝　季明代群

　　隨著我國經濟轉軌和社會轉型，經濟成分的多樣、利益格局的分化，各種社會思潮異常活躍；以現代科學技術為廣闊背景的網絡時代，形成了與以往任何時代都不同的意識形態特征。近年來，多種跡象顯示，知識界逐漸涌現被稱之為民間“意見領袖”的知識分子群體。

　　在不少人看來，這個群體力圖成為超階層的、代表社會良知的、理所當然的公共事務的介入者和公共利益的守望者，并借助互聯網等新興媒體，就社會基本問題發表意見，對隨時發生的重大事件表態；他們積極批判現實，質疑“主流”的態度常常影響社會輿論的形成與走向。

　　社會轉型催生

　　據了解，20世紀80年代，西方社會知識文化的商品化導致人文精神失落以及傳統道德式微，學界于是爆發所謂的“公共知識分子”的思潮，并從90年代開始對中國產生影響。拋出這一概念的學者，將知識界的“意見領袖”描繪成“公共意識和公共利益的看門人”、“社會正義和世道良知的守護人”、“沉默的大多數的代言人”等。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國內，這一概念卻是通過某些媒體造勢而引起關注的。2004年南方某雜志推出這方面的評選人士，將這一概念推向大眾，引起了社會廣泛的爭論和關注。其評選采用了這樣的標準：一是具有學術背景和專業素質的知識者；二是對社會進言并參與公共事務的行動者；三是具有批判精神和道義擔當的理想者。

　　此外，還宣稱：在我們這個制度轉型社會，幾乎所有歷史的經驗都表明，那些選擇關懷和批判公共事務的知識分子，勢必成為轉型時期一種顯赫的意見領袖。

　　之后曾引發口水戰，有人認為純粹是媒體“炒作”概念，有人認為是少數學者的“自我拔高”，甚至有入選者也對這一“桂冠”感到疑惑，發文稱自己“無法影響中國”。也有人從傳媒角度分析說，推出這一概念的媒體要的就是這個效果，不嘩然就沒有意思了。

　　爭議也好，炒作也罷，的確有部分在公眾領域活躍的知識分子也因此更加受人關注。

　　有學者認為，在公眾領域活躍的知識分子的興起，與我國改革開放不斷深化，社會價值取向多元化，公民民主意識不斷增強有必然聯系。特別是我國全面建立市場經濟體制后，社會進入一個新的歷史時期。在這個新時期里，經濟上要求消除計劃經濟的殘余，廢除政企不分；政治上要求深化改革，完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政府由管理型向服務型轉變；文化上要求進一步多元化，保障公民權利。

　　有專家預言，與經濟、政治、文化的轉軌相適應，一個健全的公民社會將逐漸生成，而其兩大支柱，知識界“意見領袖”和獨立的民間社團都會得到相應的發展，他們的作用將會越來越顯著。

　　借助互聯網成為“意見領袖”

　　我國互聯網的迅猛發展，為民間“意見領袖”的興起提供了廣闊的空間。他們借助互聯網自由、互動、開放的傳播特點，將之作為傳播觀念，表達主張，影響公眾的“主陣地”；通過在一些重大公共事務中積極批判現實，發出質疑，與網民、媒體之間形成互動，產生影響。

　　上網檢索可以看到，活躍在公共領域的知識分子大多在網站上開設了博客、專欄，及時對重大社會問題評論跟進。同時，各大網站出于商業利益和聚集人氣的目的，也以他們的博客、專欄作為吸引網民眼球的一大手段。

　　一位四川作家說，自己每天寫博客沒有一分錢收入，發表言論的動力不是稿費，而是使自己的思想觀點得以傳播并產生影響。因為網絡的言論寬松，比紙質印刷品的限制小，時效高得多，被轉載傳播的可能性大得多，得到反饋、進行交流討論也容易得多。記者發現，其博客的點擊率、跟帖率都相當高，經常是一篇博文后面有十多頁跟帖。

　　與一般人印象中坐而論道的知識分子相比，這一被稱為民間“意見領袖”的群體，給人感覺是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的行動者，在重大事件中力求發揮社會影響力的作用。

　　2003年的“孫志剛事件”中，部分法學學者聯名公開上書全國人大常委會，他們從憲法和法律的層面上，把收容遣送辦法的合法性問題推到臺前，并很快成為互聯網的主流輿論，使網上洶涌的民意轉向《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并最終推動廢止了這部法規。有媒體因此評論說：“這些知識分子運用他們的知識與膽識，推動了中國民主和法制向縱深發展。”

　　從“孫志剛事件”開始，到后來的“最牛釘子戶事件”、“山西黑磚窯事件”、“華南虎照事件”、“廈門PX項目事件”等一系列公共事件中，知識界的“意見領袖”往往成了民間輿論的代言人，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力。2007年，廈門PX化工項目風波中，有的專欄作家不斷通過互聯網、報刊對PX項目發出質疑，引起了民眾關注，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事件的推進，并最終被選為“市民代表”與政府對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