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城市化進程加快，另一方面，新農村建設不斷推進，農村危房改造工程加速開展，越來越多的村莊面臨整治、開發，農房得到改造或遭遇拆遷。這一過程，是經濟發展、社會轉型的必然，也使許多村莊舊貌換新顏，農民居住條件大為改善。然而不可否認的是，農房拆遷改造中存在著種種跑偏現象。半月談記者根據調查采訪，將這些跑偏怪狀歸納如下：

　　怪狀一：圈地賣錢，中飽私囊

　　去年，半月談記者在安徽省鳳臺縣錢廟鄉錢廟村采訪時看到，這里道路兩旁成片的良田上，一幢幢上下兩層的房屋拔地而起，工地上機器轟鳴，一片繁忙的建設景象。路邊的公示牌上介紹，這是鳳臺縣批準的一個新農村建設試點項目，總占地面積300多畝。

　　然而建設新農村不過是個幌子。錢廟村村民告訴記者，2006年以來，村黨支部書記劉利等人從群眾手中按照每畝19800元強行征地，進行房地產開發，誰不賣地就要挨打，而建成的房屋按每平方米1100元銷售。

　　在鳳臺縣楊村鄉店集村，記者看到了同樣的情況。這個村占用良地300多畝，開發建設了大批商品房，并以每間房6萬元的價格賣給農民。

　　新農村建設是面大旗，發展經濟、改善交通也是一面大旗，在此之下，有的地方行的卻是圈地賣錢、中飽私囊之實。

　　河南省商丘市平臺鎮平臺村村民反映，從2007年5月開始，平臺鎮政府借建設“商虞快速通道”之名，欺上瞞下，非法違規強占村民承包土地，高價賣給開發商從中獲利，并在沒有同村民簽訂拆遷安置補償協議、補償款沒到位的情況下，強行拆除扒毀農民居住房屋，不僅給村民家庭造成巨大損失，而且使許多人無家可歸、流離失所。

　　怪狀二：形象工程，勞民傷財

　　有為了錢的，也有為了名的，于是形形色色的形象工程、政績工程粉墨登場了。

　　今年初，有媒體報道，在重慶市大足縣寶(頂)郵(亭)路沿線兩側，粉刷才一年時間的農房墻面就開始起包脫落，變成了一張張“大花臉”。原來，寶郵路是從成渝高速去往大足石刻的必經之路，為了給途經大足的旅客留下良好印象，2007年9月，大足縣決定對沿線農房實施風貌改造，由村民每戶集資2000元，再加上政府補貼，把原來顏色各異的房屋外墻，統一漆成白色，然后勾上紅邊。工程于2008年春節前全部完成。

　　“剛粉刷后看上去還不錯，我這蓋了10多年的樓房看起來像新的一樣。”當地一名村民說，可住“新房”的感覺只持續半年多，他就發現墻體開始起包，經雨水一淋，一些地方開始脫落，附近幾個村民家的墻體同樣如此。“當時施工單位說要管5年，但要求在春節前完成，當時氣溫較低，加上趕工，一些墻體沒有黏合好，一到熱天就脫落了”。

　　類似的“臉面”工程不在少數，有的地方為了改善村莊環境，花錢買來大量景觀樹栽種，看上去很美，可老百姓不認可：如果讓我們做主搞綠化，才不要這些中看不中用的景觀樹，我們會栽蘋果樹、核桃樹、柿子樹，不僅美觀，又能發展庭院經濟，還可以納涼。

　　形象工程，勞民傷財，可一些地方卻樂此不疲。記者最近在河南省新鄉市采訪，發現有村莊正在建設中心社區，而農民們對此多有不滿。“近幾年村里不少人已經新建了房屋，現在又讓建多層住宅樓，搞中心社區，農民的農具放哪？老人上下樓怎么辦？”

　　怪狀三：高價建房，加重負擔

　　在陜西咸陽市的一些新農村“示范村”，農民們普遍為建造政府統一規劃的新房而背上了債務。涇陽縣興隆鎮興隆“新村”的村民反映，他們每戶建房花費5萬~7萬元，雖然政府采取“5＋1”方式進行了補助，即每戶補助5000元，每人補助1000元，但大部分農戶還要靠借貸蓋房。

　　該市彬縣情況類似。新民鎮東坡村農民魏玉梅說，自己家進“新村”蓋房共花5萬多元，除積蓄外向親戚朋友借了1萬多元，向信用社貸款1萬元，利息八厘四，每年利息要還1000元。小章鎮小章村一組進“新村”蓋房的農民有22戶，沒有借錢貸款的只有五六家。該鎮一位農民說，自己進“新村”蓋房花費8萬多元，貸款1萬多元，全家人以后都要勒緊褲帶過日子了。雖然住上了新房，但家底空了，今后恐怕要“吃糠咽菜”。

　　咸陽的農民已經吃不消，然而還不算最糟。《人民日報》曾報道，山東省某鎮政府以建設新農村的名義，決定在中心村規劃興建東西寬64米、南北長1150米的“商業一條街”，強行對中心村南北大街東西兩側的140余戶民房大拆大建。該鎮政府不但沒有對拆遷戶進行妥善安置，還要將拆遷騰出的宅基地收回，再以每戶2.6萬元的價格對外出售，并要求購買宅基地的住戶按照鎮政府統一的標準，自己出資建造不低于兩層的沿街樓房。這樣一來，許多拆遷戶只能靠借款、貸款買回自己的宅基地建房，老百姓不堪重負。

　　凡此種種，多是當地官員一味求政績、樹形象，不聽民聲，不顧百姓死活所致，把許多惠民的好政策變成了負擔，壓在農民本已沉重的肩上。于是不少人感嘆：“新房亮堂堂、里面空蕩蕩、債務壓脊梁”。

　　怪狀四：暴力開道，強制拆遷

　　去年以來，內蒙古呼和浩特市玉泉區堿灘村農房一直面臨強拆。該村2006年被納入拆遷改造范圍，由于開發商沿用2001年和2002年的補償辦法，部分村民要求按照一比一原則進行回遷安置，雙方始終未能達成補償安置協議。到2008年，開發商在地方政府的默許下，開始實施逼遷、強拆。

　　當地一名村民反映，經常有人深更半夜往他家里扔石塊，逼迫拆遷。去年10月至今，門窗玻璃被砸了5次，住在外屋因怕被砸，家人只好挪到黑黢黢的儲藏室里住。同村的幾戶農房已于4月13日凌晨被強行拆除，屋內不少物品被壓毀。

　　由于對拆遷補償難以達成一致，類似的暴力強拆還在不斷上演，而且政府和開發商往往理由充分。曾有負責拆遷的官員向記者解釋：第一，強拆都是經過法院、城建、公安等部門認可的，并不是想拆就拆；第二，不能因為少數人而影響施工進度，損害大多數人的利益。在他們眼里，暴力拆遷既合法理，又合情理。然而，拆遷戶顯然有不同的聲音，只可惜這聲音往往被壓在推土機下無法聽到。

　　強拆也要有堂皇的“說法”，最常用的就是“違章建筑”之類。去年2月，四川省綿陽市涪城區石塘鎮紅星村幾乎每戶都收到《違法建設責令拆除告知書》，政府要求村民5天內自行拆除民房，逾期則強制拆除。拆遷行動被村民稱為“砍頭”行動，所有3層樓以上的房屋都屬“違法建筑”，因此有近半村民的房屋拿不到任何賠償。本來農村房屋產權關系復雜，證照多有不全，如果拆遷不考慮這個實際，恐怕“違章建筑”還有許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