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狀五：自愿不自愿，農民說了不算

　　“你說我到底簽還是不簽？”記者在某地采訪農房拆遷時，當地一位村民反復地問這個問題。他面臨兩難：要是在拆遷協議上簽字，就表示自愿，到哪兒去都有白紙黑字為證；如果不簽，政府將要強拆，到時可能一點拆遷補償都拿不到。

　　在此之前，多數村民已經簽了協議。“我們大部分人都不愿意搬走，可是沒有辦法。”當地一名村民說，政府有的是辦法讓你簽字。如果有親屬或家人在政府機關上班的，在醫院、學校上班的，甚至在國企、私企上班的，都要回家動員拆遷，否則飯碗就端不穩。有經商做買賣的，要去工商部門驗照；有看病吃藥的，要去醫院報銷醫藥費；或者有別的什么事，要找政府辦的，對不起，都得先簽字，再辦理。

　　這些辦法，絕不限于一時一地。媒體報道，山東某縣一名71歲的村支書，因為完不成拆遷攤派任務，壓力過大而上吊自殺。當然，這屬于極端情況，一般來講，有爭吵但不會死人，有埋怨但仍會簽字。所以最后負責拆遷的官員總能自信地說：你看，絕大多數人都是自愿拆遷，說明大家對拆遷工作還是很認可嘛。

　　上述的辦法可謂常規措施，各地還有“因地制宜、發展創新”的新招。前不久，河南省洛陽市洛龍區古城鄉政府為完成青陽屯村拆遷任務，起草了一封公開信，由該村中小學生交給家長簽字。“親愛的爸爸媽媽，讓我和你們一樣一輩子住在又臟又亂的村里，我會開心嗎？讓我和你們一樣天天下地干活、一輩子當農民，我能過好嗎？親愛的爸爸媽媽，如果你們支持小區建設就請簽上名字……”

　　怪狀六：補償有多少，標準不統一

　　對于城市房屋的拆遷補償，國務院頒布了《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予以規范；然而對于農村集體土地征用中的房屋拆遷，只在土地管理法中有較為原則的規定。該法第四十七條規定：征收土地的，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給予補償。征收耕地的補償費用包括土地補償費、安置補助費以及地上附著物和青苗的補償費。征收其他土地的土地補償費和安置補助費標準，由省、自治區、直轄市參照征收耕地的土地補償費和安置補助費的標準規定。

　　可以說，農房拆遷實際上沒有統一的法律法規可以遵循。為了進行農村房屋拆遷工作，各地制定有各種條例、規定、意見，許多時候，這些條例、規定、意見都是為了開展具體工作而制定的。如今年3月出臺的《福州市農村集體土地房屋拆遷補償安置規定(試行)》就明確指出，只適用于該市倉山區、晉安區、馬尾區的農房拆遷補償安置。

　　一地一策，一時一策，這是我國農房拆遷安置補償政策的現狀，同時由于農民無從參與政策制定，農房拆遷補償的多少，就全憑地方政府說了算。記者接觸過一個案例，農房拆遷的補償標準，當地政府從2005年劃斷，2005年之前建的房按面積1︰1還房，或按2800元/平方米補償；而2005年之后的新建房屋，只按500元/平方米補償。

　　當地官員這樣解釋，2005年，當地進行了全面的農房普查，而從2002年起，該市已停止發放農村宅基地使用證，所以以2005年的農房普查數據為基礎進行補償是合法合理的。可是村民們認為，2002年到現在已經六七年了，兒女長大了要成家不可能不建房，況且建房的時候也沒人制止，所以所有房屋應按同樣標準補償。盡管村民們的意見有道理，但對拆遷補償方案的確定很難起作用。

　　怪狀七：政策執行，因人而異

　　農房拆遷的補償政策一經確定，很難變更，但這并不意味著不同的人將一定享受相同的待遇。實際上，政策在執行過程中可操作的空間很大，許多不公和不滿也由此產生。

　　一名村民曾向記者講述他自己多領取拆遷補償金的事情：“按照公布的補償政策，我的房子就該賠30萬元，可最后政府給了我50萬元。道理很簡單，雖然政策永遠不會變，每平方米該補償多少還是多少，可是房子的面積可以變。”

　　這名村民以前經營商店、理發店、臺球廳。“我以后生意沒辦法做了，政府不應該賠償我損失嗎？”他認為，所有多得的都是應得的，而在其他村民看來，他卻是“各方面認識的朋友多，當地政府不能不照顧”。

　　另外受到照顧的還有兩類人。其一是村干部及其親屬。記者在采訪農房拆遷時，聽到不少村民有類似反映：為什么某某書記家的牛棚就算拆遷面積，而我們家的就不算呢？其二是執著上訪的村民。一位村民告訴記者，他們那里農房拆遷，因為有幾個上訪的聯系了媒體去采訪，政府立即就增加了他們的補償，以防事態擴大。當然，前提是政府拆遷確實存在違法違規。

　　還有一種執行上的彈性，就是政策還是那個政策，但解釋各有各的不同。比如有的市提出“以宅基地換房”的政策，而轄下各縣區執行的卻不一樣。有的按照宅基地的面積換給相同面積的住房，有的卻要區分宅基地上的建筑物和院落，院落部分獲得的賠償相對要少得多。

　　所有這些政策執行中的彈性似乎可以理解為，只要拆遷能夠進行，政府總是不愿意付出更多成本。在這一過程中，吃虧的往往就是無權無勢而又本分老實的老百姓。

　　怪狀八：互相不信任，拆遷何其難

　　前不久，接到某地反映農房拆遷的上訪信，記者前往調查。到達的第一天，記者先到幾個村里找村民了解情況，當得知記者還會去當地拆遷辦核實情況時，村民們都為記者捏一把汗，再三叮囑小心。有村民甚至半夜一點打來電話，說當天給記者帶路的村民家已被政府派人盯住，叫記者暫停采訪，以防萬一。村民被拆遷搞得神經緊張的程度，由此可見一斑。

　　而到了拆遷辦那里，得到的卻是另一套說法。對村民反映的幾個問題，當地官員不以為然，一一給予回應，這是預料之中的事，然而讓記者沒想到的是，他們奉勸記者勿再采訪村民的理由竟同村民奉勸記者別去拆遷辦采訪一樣——為記者安全考慮。當地官員說，村民們很會利用記者炒作，上次一個記者進村后即遭村民“圍觀”，無法脫身，還是政府派車好不容易才接出來。

　　不管這位官員說的是否為實情，當地政府和村民的對立情緒，以及互不信任的態度十分明顯。

　　“我們這次拆遷安置考慮得很周全，包括以房換房、土地補償、養老保障、就業培訓等各方面，應該說大部分村民是滿意的，但仍有一些人，得了1萬想10萬，得了10萬想100萬。”這是當地官方對于上訪者的解釋。

　　而記者接觸的大部分村民卻不這樣認為。“土地補償款為什么不一次給齊？”“養老保障為什么是和村里簽協議，而不是和政府簽協議？”“就業安置政府拿什么保障？”“新官不理舊事，換個領導不兌現承諾找誰去？”這種種疑問，在不信任的情緒中被放大，造成了“政府不過是想把我們忽悠走了事”的印象。

　　拆遷是件難事，在官民互不信任的情緒中搞拆遷，更是難上加難。政府首先需要反思，然而遺憾的是，誠意的溝通仍然不夠，粗暴的言語和冰冷的推土機還是太多。種種疑問在推土機碾過房屋的那一刻被證實，不信任的情緒同時將會積累和傳染。這，損害的絕不僅僅是政府的拆遷工作。(高遠至 王圣志 李鈞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