備受矚目的“鄧玉嬌刺死官員案”，近日在湖北巴東縣法院一審判決，鄧被免予處罰。和此前的“杭州飆車撞人案”、“深圳梁麗案”、“羅彩霞案”類似，鄧案自始至終都處在媒體和網絡輿論的高度聚焦之下。

　　“對這一結果我基本滿意。”6月16日,有“中國第一刑辯律師”之稱的田文昌律師在北京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專訪時說，盡管圍繞此案輿論沸騰，但“鄧玉嬌案”算是一次回到司法程序當中的判決。

　　在田文昌看來，輿論從來都是雙刃劍。輿論對他也是毀譽參半——當他為弱勢群體討回公道時，他被譽為“正義化身”；當他為貪官、涉黑分子辯護時，他又成了“腐敗幫兇”。

　　“其實，律師既非天使，也不是魔鬼；既不代表正義，也不代表邪惡。”面對記者，田文昌再次重復了他的名言。幾年前，媒體第一次報出他的這句話時，曾引起一場全國性的爭論，但他說他會繼續講下去，直到這句話成為普通人的常識。

　　過去“寶馬、奔馳車撞人案”，一撞就是判死刑死緩，這是非常荒唐的

　　中國青年報：“鄧玉嬌案”已經判下來了。很多媒體一直都在關注這個案子，您怎么看媒體在這里面的作用？

　　田文昌：以前好幾次開會，我都提到媒體和法律的關系。對“媒體審判”、“媒體壓力”，有人主張嚴格限制媒體，但我的觀點正相反。我認為，媒體沒有毛病，要是媒體連這點可憐的監督權都沒有的話，有些人就難免更為所欲為，腐敗也會更有恃無恐了。對于司法而言，媒體怎么說是媒體的事，但你怎么判是你的事。如果屈服于輿論壓力違心下判，然后把責任都推給媒體，這就是你的過錯了。

　　媒體監督其實就起到這樣一種作用：高度關注之下，讓你司法不敢胡來，你胡來我就揭露、質疑你。但如果不是胡來，那還怕什么？正當的司法用不著遷就輿論。

　　中國青年報：有些案子，輿論比較多地站在被告辯護律師對立面，遇到這種情況怎么辦？比如前段時間的“杭州飆車撞人案”。

　　田文昌：過去“寶馬、奔馳車撞人案”，一撞就是判死刑死緩，這是非常荒唐的。交通肇事就是交通肇事，怎么和故意殺人聯系起來了呢？(當然，構成故意殺人的另當別論。)

　　兩年前，某省出過一件事，肇事者有點錢，又是人大代表，撞了人，一審就被按照故意殺人罪判了死刑。二審期間，法院某負責人對我說：“你得救他啊！”我就說：“這不荒唐嗎？你給他判死刑，又讓我救他？”他說：“不敢不判啊。”這就是輿論壓力。后來律師費了很大的勁兒，在二審時給改成死緩了，總算把那人的命給保住了。但還是很不正常，因為他并沒有殺人動機，怎么能夠背上故意殺人的罪名呢？

　　中國青年報：這是不是“輿論殺人”？

　　田文昌：媒體有不成熟之處，不過關鍵不在輿論壓力，而是司法人士能不能、敢不敢回到司法程序上，嚴格依法辦案。媒體有權表達民意，但事實與法律掌握在司法機關，如果為了遷就民意而不顧事實和法律，這才是真正違背民意！因為法律是人民整體意志的體現，它本身就代表著民意。

　　在國外，法院的判決、卷宗都是公開的，媒體可以隨意報道和批評，所以法官做判決是非常慎重的，出現幾個錯案就得下臺。這就是媒體的監督作用。但媒體監督與“媒體審判”不是一回事，審判權只能掌握在司法機關。

　　中國青年報：這就不是單靠律師的力量能夠做到的了。

　　田文昌：律師不能包打天下，只能是其中的一部分。法律職業共同體當中，控、辯、審三方，誰都不能包打天下。不過當律師難以作為的時候，輿論有時候也會發揮作用。輿論從來都是雙刃劍。

　　中國青年報：很多律師都強調為弱勢群體代言，是不是也有這方面的考慮？

　　田文昌：這實際上還是對律師職業定位的錯覺。前些年媒體曾經夸我為弱勢群體代言，把我宣傳得好像正義的化身，后來我接了貪官、涉黑分子的案子，我又被弄得特別負面了，有媒體還讓我談談這個變化的心路歷程，這不很可笑嗎？事實上，對我來說兩種情況都是同時存在的，只是媒體這時報我這面，那時又炒我那面。我現在手頭上還有弱女子的、農婦的、求助無門的案件，免費代理的也有。當初我被當做正義化身的時候，難道與我對立面的律師就是壞蛋？能那么說嗎？這都是常識性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