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辯律師的路越來越窄，效果越來越不明顯，受到的制約越來越多

　　中國青年報：聽說您計劃在最近兩三年，把精力逐漸轉移到法學教育上，只做一名學者。這是真的嗎？

　　田文昌：我當時說的是，要是有條件的話，想辦一所私立的法學院或律師學院。這句話被人曲解了，以為我是覺得刑辯律師不好做了，要回大學去教書。我是不會回去的。既然走出來了，我就會走到底。我走出來有多種原因，有客觀上的需求，有身不由己，也有對大學教育體制的失望。

　　說實在的，我搞了這么多年大學教育(1983~1995年，田在中國政法大學執教——編者注)，對于國內的大學體制和教育效果了解比較多，覺得比較失望。我做法律系副主任時也曾力主搞教學改革，但是推不動。我感到在原有框架下很難有重大突破。

　　中國青年報：據說現在法學專業畢業生做律師的不多，做刑辯律師的更少。如果您創辦法學院，會往這個方向培養嗎？

　　田文昌：當然會這樣做。但學生愿不愿意做刑辯，是整個社會大環境決定的。因為大家都看到刑辯律師的路越來越窄，效果越來越不明顯，受的制約越來越多。當然這是一個階段性的問題，將來一定會有轉機的。

　　中國青年報：我曾問過一些法學畢業生，為什么不愿意做刑辯律師。他們有三個理由：一是覺得做刑辯律師沒錢，二是不愿意跟犯罪分子打交道，三是覺得風險特別大。您認同嗎？

　　田文昌：他們說對了兩個，錯了一個。沒錢，這是對的；有風險，也是符合實際情況的。但不愿意跟犯罪分子打交道，是不了解情況。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也是人，而且當他需要律師的時候，他已經是弱者了。其實還有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刑辯效果問題。整個司法體制的現狀決定了刑辯效果是有限的，因為外界干擾因素比較多。

　　中國青年報：有統計顯示，目前刑事案件的辯護率是很低的，不足30%。不知道這個數據準不準確？

　　田文昌：現在還在降，有的地方可能只有20%左右了。除了律師總量不足外，沒有錢是一個原因；認為作用有限或是對律師作用有懷疑也是一個原因。但從總體看，可以說現在職業風險是第一位的原因。律師業務有很多種，如果單從生存角度出發，很多律師都不會選擇做刑辯。

　　中國青年報：您遇到過什么風險嗎？

　　田文昌：每個律師都可能遇到，比如刑法第306條的“律師偽證罪”，就像一把懸在律師頭上的劍，掉誰頭上誰倒霉。導致的結果就是，律師積極調查取證的很少了，往往都是退一步做消極辯護，也就是只能盡力去找對方的毛病和不充分的地方，無法提出有利于被告的無罪或罪輕證據。這對于維護被告的合法權益是非常不利的。我們一直在呼吁取消這一條款。

　　中國青年報：之前我看過很多關于您的報道，感覺您是一個特別有激情，也相當理想化的人。

　　田文昌：(笑)我也這樣認為。但我的理想能實現多少？這不僅涉及司法體制，還有社會觀念的問題。現在很多人連律師是何物都不知道，還認為“律師為壞人辯護，就也是壞人”呢。

　　中國青年報：我記得，在您呼吁下，2003年曾有一場律師職業道德的社會大討論。那場討論的結果如何？

　　田文昌：應該說是有進步，但不快。那次，央視《面對面》采訪，我第一次在公眾面前提出“律師的職責是最大限度維護當事人合法權益”，這是第一位的。這句話引起了很大波瀾，有些人說律師是維護法律維護正義的，怎么能說第一職能是維護當事人利益呢？但當時說出這句話確實很有意義，因為它引起了人們的思考，而且后來這個觀點得到了主流認可，這次新《律師法》已經明確了這一點，這是很不容易的。但主流觀點的認同并不等于全社會都認可。

　　中國青年報：新《律師法》已經實施一年了。這一年里難道就沒有什么效果？

　　田文昌：傳統觀念的改變不是那么簡單的事。前些天，我們剛開了《律師法》實施一周年座談會，大家一致認為憂大于喜。《律師法》現在不是執行有力或不力的問題，而是執行或不執行的問題。國家立法都出臺了，但有些地方仍然不予執行。

　　我曾說：“律師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既不代表正義也不代表邪惡。”有一次會上，就有兩個律師站起來反對：“律師怎么不代表正義？”我說希望他們思考一下，代表正義與追求正義是不是一回事？律師當然要追求正義，但是，你能代表正義嗎？你有資格代表正義嗎？我的話完整地說應該是，律師是通過對司法程序的全面參與來實現和體現正義的。其實，在發達國家這是個“1＋1”的問題。

　　前些年有個電視劇，我看了之后簡直哭笑不得。說的是一個年輕律師，替一個拒絕贍養父親的人做代理，法院后來宣告這個兒子敗訴，被告當時站起來對自己的律師說：“你真沒用，我白花錢請你。”結果這個律師很不屑地站起來說：“就你這種人，我根本就沒想讓你贏。”說著從西裝兜里掏出一沓錢甩給當事人，說：“這錢還給你，我不要。”電視劇以此歌頌這個律師的正義。

　　中國青年報：現實中會有這樣的律師嗎？

　　田文昌：有啊！類似情況確實發生過。這樣貌似正義的律師其實不僅違背了職業道德，同時也違背了社會正義！因為他欺騙當事人，動搖了律師制度的根本。

　　現在有人因為我給貪官辯護，就說我是貪官的幫兇。可是，在沒有審判之前，你怎么知道他一定就是貪官？如果事先就定性了，那還要法庭審判干什么？按照這種邏輯，就只能再次取消律師制度了。

　　中國青年報：現在“維護當事人合法權益”已經被很多律師所接受。但律師就不可以根據社會道德標準來選擇辯護對象嗎？

　　田文昌：律師當然可以有自己的好惡，但是，對于律師制度而言，就不那么簡單了。如果都選擇自認為有理的一方，那沒理的一方誰替他們說話？如果律師都不給他們辯護，法律不就失衡了嗎？

　　中國青年報：看來，要做一個好律師要有堅強的神經。

　　田文昌：作為律師，我個人體會，工作壓力還是小事，關鍵是心理壓力。舉個例子，醫生面對絕癥病人盡力治療了，但沒能救命，他會心安。可如果明明這個病你能治卻不讓你治，或者遇到沒病找病的，當醫生的會很難受。律師和醫生有很多相似之處，如果說這個人就是罪有應得，我只要盡力了，那也是一種成功。可如果你有充分的理由能夠證明他沒有罪，卻給定了罪了，或者輕罪被判重了，而你雖然竭盡全力卻毫無效果，就很悲哀。那時你會留下很多遺憾，感到無奈，甚至愧疚。那種感受是很痛苦的。

　　中國青年報：現在還有很多人需要您來救？

　　田文昌：是。可話說回來，我一個律師能救得了多少人？還是要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推動司法改革和法律環境的根本改善，這是我們要做的更重要的工作。(記者 黃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