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責亟須制度化

　　與中國相比，西方發達國家早已形成一套較為完善的問責體系。作為通行的政府管理機制，“引咎辭職”也成為其公務員體系中最強大的自律信條。

　　一位行政法專家介紹說，1995年頒布的《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暫行條例》最早使用“責令辭職”這種形式。此后的幾年里，安全事故頻發，礦難不斷，到2001年4月21日，《國務院關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責任追究的規定》開始實施。

　　但是問責走入公眾的視野，2003年無疑是一個標志。彼時，衛生部部長張文康、北京市市長孟學農因瞞報疫情、防治不力被免職。包括這兩位省部級干部在內的上千名官員被問責，范圍之廣、力度之大，在共和國歷史上尚屬首次。

　　一年前的“甕安事件”則是另一個分水嶺，“群體性事件”一詞由此被廣泛延用，該事件之后又接連發生了孟連、隴南的沖擊黨政、公安機關的群體事件及重慶、甘肅、廣東等地的出租車集體罷運事件。

　　利益得不到切實保障，呼聲得不到及時答復，導致群眾利用極端手段宣泄不滿情緒。如何才能做到“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情為民所系”，如何才能翻越橫亙于官民之間的鴻溝，成為了考驗執政者智慧的難題。

　　另一方面，被免職官員的不透明復出引發人們的廣泛爭議。

　　三鹿奶粉事件的主要責任者、質監總局食品生產司原副司長鮑俊凱直到2009年3月才被中央紀委、監察部處以記大過處分，卻早在2008年底就出任安徽出入境檢驗檢疫局局長；因“黑磚窯事件”被撤職的臨汾市洪洞縣原副縣長王振俊復出，擔任該縣縣長助理；甕安事件中被撤職的甕安原縣委書記王勤，也被曝異地走馬上任。

　　有分析人士指出，“高調問責，低調升遷”的屢次出現，也在消解問責制的公正性。

　　中央黨校教授趙黎青對《中國新聞周刊》說，近年來，公共事件、安全事件、環境污染與網絡事件、群體性事件集中爆發，且趨勢愈加激烈，這暴露的不僅是官員自身問題，更有制度問題——權責罰的不統一，讓一部分官員坦然“不作為”，安心當“庸官”。

　　顯然，事件頻發，倒逼問責制度的出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