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責新指向

　　最新出臺的官員問責制度，出現了向群體性事件傾斜的新動向，顯示中國高層試圖尋求制度維穩的意圖。

　　根據石家莊市紀委、組織部、監察局聯合發布的通告，夏生華被免職的直接原因是元氏縣城管監察大隊連續三次圍堵本縣“村村通”客運車輛，違規強行收取停車費用，作為主管領導的夏生華負有重要責任。

　　輿論認為，夏生華被免職的真正原因是對群體性事件處置不力。據河北當地媒體報道，此次事件曾造成該縣文化宮停車場入口被堵9小時。而夏生華沒有及時采取有效措施，“產生了很大的不良影響”。

　　夏生華丟官，被解讀為問責向群體性事件傾斜的一個標志。在《暫行規定》提出的7種問責情形中，有兩條與群體性事件有關。一是“因工作失職，致使本地區、本部門、本系統或者本單位發生特別重大事故、事件、案件，或者在較短時間內連續發生重大事故、事件、案件，造成重大損失或者惡劣影響”，另一條是“對群體性、突發性事件處置失當，導致事態惡化，造成惡劣影響”。

　　“群體性事件的增多，使維護穩定變為當今頭等大事。”趙黎青說。問責的根本意義不是懲罰，而是防患于未然，以此減少權力帶來的腐敗。雖然問責只能“亡羊補牢”，卻是制度維穩不可缺少的環節。

　　“群體性事件的出現與擴散，有著深刻的社會原因，黨政干部沒有有效履職只是其中一個原因。”辛鳴分析稱，通過問責制，增強黨員干部的責任心，可以化解一些情緒性矛盾，但不應該回避一些根本問題，比如社會的公平正義，政府行為的依法與規范、黨員干部廉潔奉公等。

　　在學者辛鳴看來，雖然《暫行規定》的出臺被認為邁出了制度化的一步，但規定中的條款仍顯模糊。

　　“欠缺清楚明白的規定與責罰‘量刑’界限，這種問責制度本身就變得非常有彈性，彈性空間大就容易被鉆空子。”趙黎青對《中國新聞周刊》說，誰應當負責任，應當負責到什么程度，要有一個量化的、具體的規范。此外，問責制總則中強調“依靠群眾”，但在《暫行規定》中卻無細則對應。

　　新問責制度的另一個焦點，是負責的主體問題。目前的機制依舊停留在上問下責，如何擴大問責的主體，避免個人集權太嚴重？對此，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幾位專家的意見也不統一，有專家認為黨的代表大會應當成為適合的問責監督機構；也有人認為務實的做法是人民問責，政黨執行；甚至有人提出問責應該是下問上責，在《暫行規定》中應當加入下級對上級問責的內容。而對如今的監督主體——組織部和紀檢委，誰來監督呢？一位專家發問：“誰來問責他們？”

　　中央黨校王貴秀教授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說：“問責的指向，必須從理論上進行構建。首先要明確黨權和行政權，權責一致，否則無法對權力問責。”黨務官員和行政官員的職權明確了，才能有責可問。

　　在王貴秀看來，目前的問責制已涵蓋領導官員履行職責不力的各種情況，也將行政問責提升至“黨政兩方面”。但是如何在制度建設上更加清楚，讓有權無責者安心，讓有責無權者受罰，還需要進一步明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