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地分居無暇生第二胎

　　母親又做了班主任，一個人要管一大群孩子。爺爺奶奶有自己的工作，姥姥姥爺因被下放仍然在農村。母親發現，竟沒人能全天照顧我這個家里的“新成員”。大人的工作仍要繼續，我白天寄養在鄰居家，晚上被母親接回家，再長大一些，我又被全托到托兒所。

　　上世紀70年代末，社會上流行一句話，“一個不少，兩個正好，三個多了”。

　　為此，父親曾和母親商量，再要一個孩子。他說，身邊的同事、街坊鄰居大多有兩個孩子，而自己只有一個女兒，似乎有些“另類”。母親強烈反對，“一個都照顧不過來，再生一個誰管？”

　　其實母親也想過要第二胎，然而政策允許，現實不允許。母親說，當時不少老師都問過她為什么不再要一個，她只能說，丈夫不在北京，自己帶著我生活，太辛苦了。

　　母親的回絕，在父親看來像是一種抗議，于是父親想方設法要求回京工作。我四歲那年，他回來了。

　　領取獨生證每月發5塊錢

　　父母團聚后，再要一個孩子的愿望本可以實現，沒想到計劃生育開始了。

　　父親聽說了這個政策，覺得應該支持。父親深知人多帶來的問題，他常說國家這個政策的好處，他舉例子說：有的農村，許多人總覺得多一個孩子，多一個勞動力，于是出現了越窮越生，越生越窮的情況。

　　在要不要生個男孩的問題上，雖然家里人沒有太多沖突，爺爺奶奶也尊重父母的決定。但是，偶爾他們還是會跟父母說：“要是再有個男孩就更好了�！�

　　父母每次只能這樣“勸”爺爺奶奶：“國家現在有政策，咱家該支持。再有，咱們家人都有工作，再要一個孩子，也沒時間和精力照顧啊。”

　　二老也理解，畢竟爺爺奶奶都是知識分子，便不再多說什么。

　　直到現在，母親依然清楚地記得一件事。1980年，計劃生育政策初露苗頭，母親的一位同事趕在那年懷孕。由于之前她的條件是允許生第二胎，通過向學校爭取，她最終獲準生下第二個孩子，搭上了二胎政策的末班車。后來，她的孩子取名“爭”，意思是爭下來的。

　　1981年，母親主動申請領取了《北京市獨生子女證》，憑著這張證，全家每月可以領5塊錢的獨生子女獎勵金。父親說，當年的5塊錢可不是小數目，“可以買瓶茅臺酒，一包好煙，也可以全家去飯店吃頓大餐�！�

　　老人感慨孫女缺個玩伴

　　1982年，計劃生育被寫進憲法，成為國家的一項基本國策。周圍像我這樣的獨生子女越來越多，父母把全部的心血都用在我身上，和那些非獨生子女相比，我享受到了更多的愛。

　　2001年，母親退休了，因為我是獨生子女，母親退休時單位還發了1千塊錢。

　　2005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也是個女孩。

　　每天早上，我送女兒去幼兒園，下午母親再把她接回家，幼兒園有全托服務，但父母說心里還是放不下。

　　“她喜歡幼兒園，喜歡和別的小朋友玩，每次接她回家都費勁�！备改刚f，女兒回家后很孤獨，沒人能陪她，為了吸引大人的注意力，經常會大聲地喊，或把屋子里的東西弄出聲響。

　　女兒的樂趣是與同齡人在一起，我也曾想過再要一個孩子，但丈夫不是獨生子女，第二個孩子無法再要了。

　　也許因為我和女兒都是獨生子女，父母不用把大部分精力用來照顧隔代人，他們的日子比我豐富，老兩口經常出國旅游。只是父親看到“孤獨”的女兒時會不禁感慨，如果當初再要一個孩子，現在孫女應該有個玩伴吧。

　　每次說完，母親都“抗議”他不帶孩子，父親聽完一笑而過。

　　“不過中國實行計劃生育政策，還是必要的�！泵看�，父親總會在最后加上這么一句。

　　本文采寫/本報記者 賈鵬 實習生 劉進

　　我家事兒

　　1968年

　　父親大學畢業，被分配到青海地質局一個醫務所，一呆就是十幾年。

　　1973年

　　父母結婚，在北京。父親專程從青海趕回來辦的婚禮。

　　1981年

　　費盡周折，父親調回北京，在東外醫院內科。母親領了獨生子女證。

　　2001年

　　母親退休，她干了一輩子的老師。

　　2003年

　　父母結婚30周年紀念，我把婚禮安排在父母的結婚紀念日，作為給父母的禮物。

　　2005年

　　我的女兒出生，我當媽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