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普適”價值

　　《瞭望》：一百多年來師法西方的中國，現在反過來能否給危機中的全球提供某些啟示？外來普適價值中國化的同時，中國本身能否提供一些普適價值？

　　嚴書翰：中國能否給危機中的全球提供啟示，這是個很熱門的話題。對此，要保持冷靜的頭腦。也就是說“中國模式”對世界的影響這是毫無疑問的，能給別國提供啟示這也不必懷疑。但不能講過頭話，即仍然要實事求是。也就是仍然要強調我國是發展中國家，仍然要強調首先把自己的事辦好。不能輕率地說“為發生金融危機的世界指明方向”這類話。

　　當前對普適價值的爭論很熱烈。我認為在這個問題上要講兩句話，即“兩點論”：一是堅決不同意西方國家中的一些人把他們的某些價值加以包裝，就變成普適價值向全世界推銷。這里面確實存在在話語上搞“霸權”的事實。二是我們不能因此輕率地否定普適價值的存在，更不能去批普適價值這個提法。千萬不要把普適價值的提法拱手讓給別人，這方面我們是有過教訓的。比如，曾經把人道主義、人權、自由、平等、民主等當成資產階級的專利。

　　前事不忘，后事之師。

　　胡星斗：普適價值應當與中國價值互補，或者說普適價值中就應當包括中國價值。文化價值無所謂優劣、好壞之分，它是世界各族群人民長期形成的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自身的關系的反映，是一定的世界觀、方法論等的集合。對文化可以有多種評判標準，如包容性、自恰性、幸福主義標準、功利主義標準，等等。對于西方文化價值和中華文化價值，取舍揚棄的原則應當是：看它是否有利于生產力的提高和發展，是否有利于社會的和諧與進步，是否有利于人的幸福和完善。由此分析，普適價值中除了自由、民主、法治、人權、科學、效率等之外，還應當包括中華價值之氣節精神、崇高人格的追求、社會道義感、使命感、責任感、愛國主義精神、艱苦奮斗、尊師重教的思想等。

　　中西方需要相互學習，過去中國很落后，需要學習西方；現在我們似乎強大了，同樣也要學習西方，因為我們的體制還有很多落后的方面。西方發達國家雖然具有先發的優勢，但是也需要向中國智慧學習，尤其要學習中國人對和平、和諧的追求。

　　房寧：中國對西方發達國家的啟示，比如金融監管方面，美國也在危機中往回走，就像“先污染后治理”一樣，而中國則有望跨過“卡夫丁峽谷”。

　　中國經驗主要是對第三世界有啟發，因為發展背景、階段、條件相似。西方道路在西方走完后就不太具有普遍意義，美國道路別人走不了，但中國道路，第三世界國家可在一定程度上效仿。

　　《瞭望》：如果有第三世界國家政界、學者來中國取經，您會給什么具體建議？

　　房寧：一、從本國國情、歷史條件出發，把他國好的做法與本國實際相結合。二、給人民以權利和自由，適度集中權力。隨著經濟社會發展逐步擴大人民的權利。三、中國式協商政治求同存異，求最大公約數，比競爭性選舉更適合工業化初期國家。在社會矛盾較多時期，民主應更側重于協商、監督。

　　要自信，更要清醒

　　《瞭望》：熱議中國時是否需要提防“捧殺”中國？當前中國的自信心上來了，如何自省呢？

　　嚴書翰：有一本書叫《世界是平的》，據說很暢銷。我相信還會有人寫另一本書，叫《世界是復雜的》。當今世界確實復雜。就以對“中國模式”的議論中種種觀點都有。真心羨慕高興者有之，鼓吹“中國威脅論”、“中國崩潰論”者有之。不能排除也有人有捧殺中國的意圖。關鍵是我們自己要頭腦清醒。

　　房寧：要自信，但也要保持冷靜頭腦。做個簡單的對比，東京城鐵、地鐵有四十多條，北京地鐵數量不到它的四分之一，首爾漢江上有二十多座橋，上海黃浦江不到它的一半。差距還大得很。中國的現代化已初具模樣，但下面的“細活”還多著呢。內部人口眾多，發展不平衡，外面還有搗亂的、防堵的，接下來的路仍然很不容易走。

　　胡星斗：以前我到香港盡力說英文，因為說普通話被人看不起；現在不論是在香港，還是在世界各地，我們中國人都挺直了腰板，說普通話、中國話是榮耀。

　　中國模式讓中國人獲得了自信，但是我認為自省更加重要。只有反思我們的不足，國家才能進步；否則僅僅是經濟方面的奇跡可能曇花一現，印度尼西亞、菲律賓等國都有深刻的經驗教訓。

　　無論國際上出現“中國威脅論”、“中國崩潰論”還是“中國模式論”，我們都要頭腦冷靜，正視自己的優點與缺點。特別是要認識到，雖然我國的經濟總量很大，但人均收入很低，產業低級化，產品低端化，缺少自己的核心技術、品牌；我們在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積累了資源、環境、社會、道德等種種問題，這些不能僅僅依靠“中國模式”來解決，而要學習發達國家的模式。所以，確實需要防止捧殺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