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起爐灶搞新學問

　　錢學森被捕后，他的同事向當局提出強烈抗議。加州理工學院主席杜布里親自給金布爾寫信，要求他放人。移民局迫于壓力，再加上沒有確鑿的證據，在收了15000美元的保釋金后，釋放了錢學森，但要求他不能離開洛杉磯，并且定期到移民局報到。

　　“人身自由受到了很大的限制。”鄭哲敏回憶說，錢學森的信件和電話都受到嚴密的監視。為了不給同事、朋友們帶來麻煩，他開始深居簡出。

　　“我想那時錢老的壓力是很大的，報紙上幾乎天天都有針對他的新聞。但他很快就穩定下來，還是照常上課，做研究。這個毅力是很不簡單的。”

　　讓鄭哲敏印象最深的是，盡管當時華人還很受歧視，但錢學森擁有不服輸的個性。剛到美國時，一些美國學生嘲笑中國人愚昧無知，錢學森聽了很生氣，說“我們中國作為一個國家，是比你們美國落后；但作為個人，你們誰敢和我比，到學期末，看誰的成績好？”

　　鄭哲敏回憶，多年后，有幾個當年的美國同學還跟他說，他們博士論文答辯時，最怕錢學森去聽，看見他來就戰戰兢兢的，生怕被他提問。

　　被扣留在美國期間，由于被美國政府取消了接觸機密資料的資格，錢學森無法繼續進行噴氣推進技術的研究，他決心另起爐灶，搞一門新的學問，這就是后來的工程控制學。

　　上世紀40年代，美國科學家維納出版了一本名為《控制論》的書，研究系統與各個不同組成部分之間的運動關系。錢學森當時敏銳地意識到，這與火箭制導工程問題是相通的。

　　經過4年的潛心鉆研，錢學森撰寫出《工程控制論》，這本書被譽為工程控制學的開山之作，他本人也完成了從一個空氣動力學家向一個控制論學家的轉變。據說馮·卡門看了這本書，曾感慨地對錢學森說，“你在學術上已經超過了我，我為你感到驕傲。”

　　1955年，中美大使級會談在日內瓦召開。會議期間，在中國政府的交涉下，美國政府終于準許錢學森離境。時任中方代表的王炳南回憶，周總理后來在談起這次會談時說，雖然沒有取得積極的結果，但要回來一個錢學森，僅這一件事情，會談也是值得的。

　　1955年9月17日，錢學森一家乘船離開了美國。

　　“現在我要說中國話了！”

　　2006年5月10日，中國外交部解密了一批上世紀50年代的檔案，其中有一份是有關錢學森歸國的資料文獻。

　　這是一篇由著名力學家、教育學家和科技事業活動家朱兆祥執筆寫的電傳。

　　朱兆祥當時作為中國科學院代表，赴深圳羅湖口岸歡迎錢學森回國。鄭哲敏回憶說，為了更好地完成歡迎任務，在去深圳前，朱兆祥還特意跑來詢問已先期回國的他，了解錢學森的情況。

　　接到錢學森后不久，朱兆祥就給外交部發了一封題為“錢學森等已抵深圳”的加急電報，同時報總理辦公室等部門抄收。

　　朱兆祥在電文中說，錢學森8日已抵深圳，當晚抵廣州，游覽一日后赴上海。歸國途中，除了在檀香山、馬尼拉、香港等地受到記者包圍外，美國當局未加阻攔。文中推測“可能由于近期美國對此態度略有改變，扣留不成，就討好些，故未留難”。

　　電文還寫道，“錢學森等留學人員經歷了5年的軟禁和特務跟蹤的不自由生活到深圳后，他們相互恭喜，如履新生。對于歸國的留學生們，國內公共場所的整潔和招待人員的效率都使他們感到興奮，感到祖國進步的神速。到廣州后，他們急著上書店買《憲法》《五年計劃》等閱讀。”

　　據當時媒體報道，在馬尼拉港口，美聯社一名記者問錢學森“你是否是共產黨？”他回答說，“我還不夠做一名共產黨員。因為共產黨人是具有人類最崇高理想的人。”

　　在香港九龍火車站候車室，有記者問：“在美國時是否經常有人監視？”錢學森回答：“有沒有監視我，只有美國人知道！”另一個記者用英語提問，他說：“對不起，現在我要說中國話了！”

　　有報道說，錢老回國后，再也沒穿過西服，“穿得最多的是中山裝和黃軍裝。”

　　1955年10月28日，錢學森一家在朱兆祥的陪同下到達北京。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吳有訓和在京著名科學家華羅庚、周培源、錢偉長、趙忠堯等20多人到車站歡迎。當晚，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舉行了宴會，宴請錢學森。

　　第二天，錢學森和夫人蔣英就接到周總理的邀請，前往中南海。一見面，總理就大踏步迎上來，緊緊握住他的手：“學森同志，歡迎你歸來，我們的國家太需要你了！”

　　很快，錢學森就全身心地投入到國家的建設之中。他主持完成了“噴氣和火箭技術的建立”規劃；參與了近程導彈、中近程導彈和中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的研制；直接領導了用中近程導彈運載原子彈“兩彈結合”試驗⋯⋯

　　這似乎正是當年阻止他回國的金布爾所擔心的。在得知錢學森離開美國后，金布爾曾感慨道，“我們終于把他逼走了。這是美國有史以來做得最愚蠢的一件事！”

　　加州理工學院主席杜布里則意味深長地說：“我們知道，他回去不是種蘋果樹。”

　　“我不宜出訪美國”

　　回國后的錢學森雖然長期身居要職，但他在生活上始終從簡。

　　“他剛回國時，科學院在中關村給他分了一套三居室的公寓，很簡陋。與他在洛杉磯住的獨棟別墅簡直是天壤之別。”鄭哲敏回憶說，“不久，錢老一家搬到了阜成路，條件稍好一點，但也是50年代建的普通居民樓，房間很小，從此再沒換過。”直到七八年前，房子實在太舊了，才在他住院期間，簡單裝修了一下，“漂亮了一點”。

　　上世紀70年代末，改革開放后，對外交流逐漸增多。一些美國科學家和在美華裔科學家多次邀請錢學森訪美，但均被他謝絕。

　　1979年，他的母校加州理工學院授予他“杰出校友”稱號。“這是一個很高的榮譽，在眾多的畢業生中，只有極少數最優秀的人才有可能獲得這個殊榮”，同為加州理工學院校友的鄭哲敏說。

　　不過學校規定，這個獎需要獲獎者親自到場領取。由于錢學森沒有去，獎章和證書一直存放在加州理工學院的展覽室里。

　　直到2001年，錢學森90壽辰前夕，加州理工學院才打破慣例，派人專程把獎章和證書送到他的病榻前頒發給他。

　　1985年，美國總統科學顧問基沃思訪華，會晤國家科委主任宋健時表示，錢學森對美國的科學技術進步特別是軍事科學的發展做出過很大貢獻，想邀請他訪美，并由政府和有關學術機構表彰他的重要貢獻。

　　胡耀邦獲知這一消息后，勸他說，你在國際上影響很大，一些國家邀請你，就出去走走。你出去和別人不一樣，對推動中外科技交流會有很大影響。錢學森回答說：“總書記，當年我回國的事很復雜，在目前這種情況下我不宜出訪美國。”

　　后來，錢學森對此解釋說，“當年我離開美國，是被驅逐出境的。如果現在去美國，將‘證實’了許多完全錯誤的東西，這不是我應該做的事。”對于美國人給他的榮譽，他說：“如果中國人民說我錢學森為國家，為民族做了點事，那就是最高的獎賞，我不稀罕那些外國榮譽頭銜！” ★

　　本文參考了《錢學森實錄》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