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驗”的實現途徑：體制轉軌與結構轉型齊頭并進

　　從“單位”到“社區”的轉變，意味著社會管理的基礎單元的轉換，意味著社會日常生活的支持網絡的轉換，意味著社會資源和社會機會配置機制的轉換。

　　中國社會30年的發展，是通過社會結構轉型和經濟體制轉軌的方式實現的。因此，這一角度也是我們分析“中國經驗”不可忽視的。

　　從1978年以來，中國的社會轉型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具有了以往不曾具有的特點。其中一個最明顯的特點，就是在經濟體制改革的帶動下，社會結構轉型和經濟體制轉軌兩者同時并進，相互交叉，形成相互推動的趨勢。用世界的眼光看，這在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過程中是很少見的。

　　這里，社會結構，主要是指一個社會中社會地位及其相互關系的制度化和模式化的體系。社會結構轉型就是不同的地位體系從傳統型向現代型的轉型；經濟體制轉軌則指的是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換。無論是社會結構轉型和經濟體制轉軌，都是廣義的社會轉型的內容。

　　但是，兩個轉換包含著不盡相同的傳統和現代關系的內容，不能把它們完全等同起來。它們至少有三方面不同：

　　第一，由于種種條件的限制，社會結構從傳統型向現代型的轉型不可能在一個短時期內完成，而是一項貫穿于整個現代化過程的長期任務。而體制轉軌并不是社會結構轉型的全部內容，與整體的現代化過程相比較，體制轉軌應當在一個相對來說不是太長的時距中完成，這是降低改革成本所必需的。

　　第二，中國的社會結構確實是從一種傳統型結構向現代型結構的轉型，而相對于結構轉型來說，中國的體制轉軌并非是從一種傳統體制向另一種現代體制的過渡，而是從一種缺乏效率的現代體制向另一種更有效率的現代體制轉變。把這種有弱點的現代體制，也叫做傳統體制，是不符合事實的，至少是不確切的，這里的“傳統”已不是與“現代”相對的那種有確切含義的“傳統”了，而只是與“現在”相對的通常所說的“過去”或“原有”兩字的含義了。

　　第三，兩個轉換的同時并進，一方面形成相互推動的趨勢，另一方面也相互制約，造成結構沖突和體制摩擦交織在一起，增加了改革和發展的難度。

　　社會結構轉型和經濟體制轉軌兩者同時并進一個最顯著的后果是與“行政制”密切結合的“單位制”的弱化，“單位人”向“社會人”、“社區人”的轉變。

　　改革開放前，中國社會管理體制的最大特色是那種與“行政制”緊密結合、什么都管的“單位制”——國家按照行政級別，把各種資源分配給作為自己延伸的不同單位，各單位然后按照行政級別把資源和機會再分配給對自己有極強依賴性的本單位成員個人。改革開放后，原有的單位逐步轉變為功能單一的利益主體，工廠就是工廠，學校就是學校，不再承擔更多的社會事務；大量新形成的單位，也越來越采取“非單位”的管理體制，它們僅僅是工作場所，不再是什么都管的“單位”，相應地，越來越多的社會成員也從對本單位有極強依賴性的“單位人”變成自主性越來越強的“社會人”、“社區人”。

　　從“單位”到“社區”的轉變，表明社會管理的重心從“工作場所”向“居住場所”的轉移。這種轉變和轉移，意味著社會管理的基礎單元的轉換，意味著社會日常生活的支持網絡的轉換，意味著社會資源和社會機會配置機制的轉換。這是中國社會極其深刻的變化之一。

　　社會管理體制從“單位”到“社區”、從“工作場所”向“居住場所”的轉變，是為了適應社會結構從傳統型向現代型轉型的需要，適應經濟體制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需要，是為了應對社會結構轉型和經濟體制轉軌二者犬牙交叉、既相互推進又彼此摩擦所引發的種種社會問題的需要。

　　社會結構轉型不可避免地造成社會流動加快、社會分化加劇，經濟體制轉軌則不可阻擋地引發人際關系疏松，傳統聯系減弱——所有這些都從各個方面促進市場經濟下陌生人世界的形成。“熟人社會”的分量漸次減少，“生人世界”的成分快速增長。于是，新的社會整合的需要，新的社會團結的要求，新的人際和諧的期待，越來越擺在社會和人們面前，這是因為社會分化不能無限加劇，人際關系也不能惡性疏松，陌生人的世界需要新的連接和整合，否則社會將成為畸形的社會。

　　社會建設、社區建設，正是為了在一個市場經濟的陌生人世界里，構筑人際關系和諧的、互助合作的新的社會共同體，這個社會共同體，在宏觀上叫做和諧社會，在微觀上叫做和諧社區。微觀的社區建設是宏觀的和諧社會構建的切入點和抓手，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一項基礎性工程。通過社區建設的不斷探索和日益成熟，探索出一條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相適應的社會建設、社會管理的新路子來。

　　中國社會結構的優化與大量問題并存，正是與這種兩個轉換同時并進的大背景分不開的,廣義地說，也是與傳統和現代這種對立統一的復雜交叉關系分不開的。但總的說來，中國社會結構轉型和經濟體制轉軌是平穩有序的，成績是顯著的，通過這一過程，正在實現著一個新型社會的培育、成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