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驗”的前景展望：人類困境與特殊挑戰雙重應對

　　中國的社會發展和轉型，不僅要有效應對世界性的“人類困境”，而且必須有效處理種種特有的挑戰，這后一方面無疑是更經常、更具有基礎意義的。

　　在某種程度上說，“中國經驗”的前景、吸引力，決定于它能否有效地應對兩類挑戰，并在這種應對中繼續推進、成長，變得更加成熟。這兩類挑戰，從社會學視角看，就是世界性的“人類困境”與本土性的特有矛盾。

　　“人類困境”這個術語見之于鮑曼《流動的現代性》一書，意指“當代到處存在的不穩定性”，也就是現代風險。如像薩斯、甲型H1N1流感那樣的新型疾病、不知何時到來的恐怖威脅等等。世界性的認同危機，同樣也是一種人類困境。2008年底去世的美國學者塞繆爾·亨廷頓，1996年出版的《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實際上就是在探討世界性的文明認同危機及其應對。這次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禍及全球的金融危機，使我們又一次見證了這種人為造成的“人類困境”，給人類自身社會生活帶來的巨大威脅。迄今為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一新型社會主義，在應對象薩斯、恐怖主義、民族認同問題、文化認同困難等這類新型風險中的表現是上乘的。

　　中國的社會發展和轉型，不僅要有效應對世界性的“人類困境”，而且必須有效處理種種特有的挑戰，這后一方面無疑是更經常、更具有基礎意義的。從社會學視角看，與社會建設緊密相聯的特殊挑戰，我曾把它歸納為六個方面，這里只能稍加解釋，不能詳細展開。

　　第一，在市場經濟陌生人的世界建立社會共同體的挑戰。關于這一挑戰出現的原因，上面已經做了解釋，不再重復。在一個市場經濟的陌生人世界里，構筑人際關系和諧的、互助合作的新的社會共同體，這是時代提出的新課題，通過制度創新破解這個難題，是我們必須面對的挑戰。

　　第二，在價值觀開放多元的時代促進意義共同性的挑戰。社會建設、社區建設，不僅要在市場經濟的陌生人世界里，構筑人際關系和諧的、互助合作的新的社會共同體，而且要在價值觀開放多元的時代促進意義共同性；不僅要進行制度創新，而且要進行價值重塑。因為一個社會、一個社區能夠成為一個共同體，除了有形的物質的組織聯系外，還必須有無形的價值性的精神紐帶，那就是意義共同性，也即共同的社會認同。

　　意義共同性或價值共同性，是社會成員、社會群體或社會階層對自己在社會中所獲利益、所處地位，自我賦予相似或相同的認知。因此意義共同性以利益共同性為基礎，但又不等于利益共同性。因為利益共同性并不能必然保證產生意義共同性，社會成員、社會群體或社會階層有可能對相同的利益賦予不同的意義，甚至相反的意義。因此，培育、提高社會成員將利益共同性轉化為價值共同性的實際能力是很重要的。在這個快速變遷和明顯分化的時期，社會越來越凸顯出對于意義共同性的要求。

　　正如社會共同體的構建，主要是與合理配置和培育以物質利益為主的有形的“硬”社會資源，從而是與增強和培育硬實力聯系在一起的，而意義共同性的構建，則主要是與合理配置和培育以文化力量為主的無形的“軟”社會資源，從而是與增強和培育軟實力聯系在一起的，進一步又是與將軟實力轉化為硬財富聯系在一起的。社會成員在觀念和價值觀方面的共同性，其意義絕不亞于社會在利益結構方面的共同性。它觸及到了，在一個急劇變遷和分化的時代，“我們何以能夠共同生活”這樣一個核心難題，不能不是一個嚴峻的挑戰。隨著物質生活的提高，社會認同問題會越來越突出。

　　第三，在社會分化加劇的情勢下面落實公平正義的挑戰。筆者曾在理論上綜合馬克思恩格斯和羅爾斯等人的觀點，現實上根據新中國建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的實踐，給社會正義下一個更為廣泛的社會學定義：社會正義就是社會資源和社會機會配置的公平性和平等性。這里，公平和平等都能表達正義，但又是不同程度的正義，正好能夠表達社會正義也是有階段性的。這里所謂“公平”就是合理的差別。筆者還提出，社會公平正義有兩個維度，即制度安排與百姓認可。

　　社會公平首先指的是一種客觀的制度安排的合理性問題。這里，作為制度安排合理性的社會公平，主要體現在社會資源分配和獲得的差別是合理的；社會機會對每個社會成員都是自由開放的，可競爭的。社會學上以職業為主要標志的階層或分層則要求這樣來安排：使上層永不松懈，中層永不滿足，下層永不絕望，從而使作為絕望的派生物的種種消極后果，如自殺、“人肉炸彈”等概率大大降低。每個階層的成員都可以根據自己的情況、通過自己的努力，找到改變自己地位和命運的機會。

　　社會公平還在主觀上體現為百姓的共同認可、認同。這就是社會公平度、公平感的高低問題。這種社會公平度、公平感，在社會學上是可以通過社會指標體系來加以衡量的。同時，我們也可以從經驗上體會到，多數老百姓不認可、不認同的東西，是不公平的。如果老百姓的不認同感、不公平感發展到相對剝奪感，就會對社會穩定和社會和諧產生極不利的影響。老百姓認可度低的種種制度，肯定是有毛病的。這是推動制度創新的最直接、最重要的動力。百姓認可的公平正義，是上述意義共同性的最主要部分。

　　如何在社會發展中，在制度安排公平的基礎上，促進百姓認可的公平，提高滿意度、幸福感，同樣是一個尖銳的挑戰。

　　第四，在社會重心下移的情況下面大力改善民生的挑戰。所謂民生問題，用社會學的術語說，就是一個社會的成員，如何從政府、市場和社會獲得自己生存和發展的社會資源和社會機會，來支撐自己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問題。

　　在我國社會快速轉型期，隨著工業化、城市化、信息化、市場化的推進，社會分化加劇，出現了新的貧困問題，形成了生活困難的社會群體——社會學稱之為社會弱勢群體。他們為我國的社會進步付出了主要代價，但是他們的生活改善不多，甚至更加困難。他們是上學難、看病難、住房難等民生困難的主要承受者。當前我國社會成員，特別是弱勢群體的不安全感，主要產生于兩個方面：“現實困境”，即個人生活中已經遇到的實際困難或問題，和“未來威脅”，即可能對個人生活造成的威脅或風險。這兩方面都與社會成員的切身利益有關，都與民生問題有關。前者導致“現實性的煩躁”，后者引發“預期性的焦慮”。它們都會構成人們的后顧之憂，嚴重影響社會成員的安全感，降低社會安全指數。

　　民生問題不僅是個人安全和整體社會安全的連接點，而且是和諧社會建設最基礎的必要條件，是社會矛盾多發凸現最基本的根源，是對共產黨執政能力的考驗。

　　能否大力改善民生問題，是中國社會發展和社會轉型最切實而嚴峻的挑戰。

　　第五，在生態惡化情況下實現環境友好、資源節約的挑戰。我們已經指出，以往初級發展的生態環境的代價：空氣污染、水污染、沙漠化等已經非常嚴重。在這樣的情況下建立環境友好型、資源節約型社會，不能不是一個持續的挑戰。這一挑戰涉及自然系統與社會系統的和諧、生態環境系統與居住環境系統的協調，實現城市建設與生態建設的統一，城市快速發展與生活質量提高的統一，還涉及經濟發展模式的轉變。

　　廣義的社會建設是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四位一體的總體的社會建設。應當強調的是，生態環境是社會建設的十分重要和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都離不開生態環境這一前提條件，同時，生態環境也是衡量四位一體的社會建設的一個重要尺度。所以，廣義的社會建設包括五大子系統——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和生態環境建設。

　　社區環境是社區建設的重要內容。把全國社區都建成環境優美的小區，這是對環境友好型社會的極大貢獻。

　　第六，在發展主體總體布局上理順三大部門關系的挑戰�，F代社會日益分化為三個既相互關聯又彼此獨立的領域，即政府組織、企業組織和社會組織。社會三大部門是社會發展主體，三大部門的構成狀況和及其相互關系，對社會發展、社會建設和和社會管理，具有結構性前提的意義，影響極大。當前中國三個領域聯動的社會結構和整合機制還沒有很好形成。主要表現在：(1)三個領域或三個部門的比例、力量大小還嚴重失衡。(2)三大部門越位、缺位、錯位的情況還很普遍。(3)經濟上交往原則被錯誤地引進到公共權力領域和公共領域的現象也很普遍。(4)由于社會缺位，第三部門還沒有發揮自己應有的功能，還不能有效地彌補市場失靈、政府失靈、減輕社會管理成本的作用。

　　應該說建立服務型政府是三大部門建立良性關系的關鍵。但真正做到難度是很大的。服務型政府的行政職能的本質是服務，關鍵是實現政企、政事、政社分開，政府不越位、不錯位、不缺位。凡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能夠自主解決的，市場競爭機制能夠調節的，行業組織或者中介組織通過自律能夠解決的事項，除法律、法規另有規定外，不再實施行政管理。

　　只有逐步消除上述結構性和功能性的障礙，三大部門各自才能成為良性的社會發展主體，才能有效地發揮各自的作用，并且這種作用才能相互配合、相互促進，而不是相互摩擦、相互抵消，才能為科學發展、和諧社會建設提供結構和功能協調的部門結構。這不能不是一個任重而道遠的挑戰。

　　上述兩類挑戰，給中國社會學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給了社會學新的發展機遇。(鄭杭生 中國人民大學一級教授，中國社會學會名譽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