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您連續參加了2004年以來7個中央一號文件的起草工作，對我國近年來的農業農村工作一定感受很深。這幾個中央一號文件給您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陳錫文：有兩點深刻的印象，一是中央講的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絕不是一句空話，通過每年的中央一號文件，農村的改革發展每年都有新的舉措，每年都有含金量很高的政策出臺；二是每年中央都把一號文件定位于指導農業農村工作。這實際上就是一個風向標，一個明確的政策導向，要求各級黨委和政府把抓好“三農”工作放在突出的重要位置。中央對起草2010年一號文件的要求是非常清楚的，就是農業、農村、農民的狀況，在很大程度上將決定我們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沖擊的能力，也是一系列政策能不能真正發揮作用的基礎支撐。所以大家對起草第7個中央一號文件的認識很一致，各方面都認為必須寫，這是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三農”工作的標志，是個導向。

　　從2004年的中央一號文件開始，每一年出臺的政策，對農民和中國而言，很多是“驚天動地”的。我這里舉幾個例子。2003年年底我們起草2004年中央一號文件時，中央明確提出，一是降低農業稅稅率，而且在黑龍江和吉林進行全部免除農業稅的試點，到2006年，延續2600多年的“皇糧國稅”就全部取消了；二是2004年中央一號文件還出臺了種糧直接補貼、良種補貼、農機補貼這三補貼政策，后來這些補貼進一步擴大。這些政策出臺前還有爭議，但出臺后效果之好超乎想象。2004年增產糧食775億斤，使那一年成為歷史上增產量最大的一年，把糧食緊張的局面一下子緩解了。

　　這幾年補貼項目、范圍、規模不斷擴大，以后又加上了農業生產資料綜合補貼，現在叫農業四補貼。一開始是三十幾億元，一路加到去年達到1230.8億元。很多政策出臺時不說是“石破天驚”，也是出乎很多人預料。例如2005年出臺農村義務教育“兩免一補”政策，現在有1.4億農村學生全都接受免費義務教育。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籌資標準一開始是每人每年30元，隨后很快就增加到50元、100元，現在已經到120元。

　　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剛開始時有人覺得，農村搞低保怎么搞得起啊？黨中央國務院審時度勢，果斷決策，2007年一出臺就全覆蓋。到去年年底，已經有4600萬農民納入低保，月均補差額近60元。2007年曾經提過要搞農村新型社會養老保險。當時還有人擔心農村有1億多老人，能否發得起錢。但2009年就推出試點了。這些政策出臺是不容易的，不僅是財力問題，更是觀念問題。中央出臺這些政策后，每年都在強化，今年的大部分政策是屬于進一步加強，好政策要延續，但也有不少政策是新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