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勝于雄辯——評達賴集團“中共所謂‘舊西藏是一個封建農奴制’純屬虛構”一文

    張云

　　2010年1月5日，達賴集團的《西藏之頁》發表題為《中共所謂“舊西藏是一個封建農奴制”純屬虛構》(下文簡稱《虛構》)的文章，聲稱1949年以前的“西藏既不是一個理想的社會，也不是一個‘封建農奴制’社會”。文章把舊西藏描繪成一種自給自足、佃農相當富裕、沒有饑荒和很少乞丐、法治公平的社會，甚至認為舊西藏是一個比今天中國“更加文明的社會”。達賴集團如此無視客觀事實，大張旗鼓地為舊西藏政教合一封建農奴制社會叫好，這是前所未有的，也是發人深思的。

　　一、舊西藏是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是客觀存在，也是國際上的廣泛共識

　　舊西藏是否是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社會，代表封建農奴主立場的人說了不算，中外史料的記載、學者的研究才最具說服力。

　　藏文著作中的舊西藏封建農奴制。藏文檔案文獻中保存著大量反映舊西藏封建農奴制的資料。據《西藏歷史檔案公文選·水晶明鑒》記載，在舊西藏，哲蚌寺拉基(總管委員會)負責人頒布給屬民百姓的永久執照說道：“上官大人對該(哲蚌寺羅色林)扎倉無限關懷照顧，頒發了永久執照，各信徒奉獻的所有男女奴隸、土地、草場牧地等統歸羅色林所有；此外，在未向本扎倉報告之前，不許暗地里勾結，將土地租給他人；不許奴隸外逃；不許與其他領土的屬民結婚，造成屬民外流。下屬百姓理應安分守己，小心謹慎地支付各自負擔的差稅，不得拖欠。”從這件檔案中我們可以看到：首先，哲蚌寺頒布的執照就公開承認存在“奴隸”制度，寺院里的奴隸完全沒有人身自由，他們是被作為財產轉贈給寺院的；其次，奴隸被固定在寺院的領地上，并禁止逃跑；第三，寺院奴隸沒有通婚的自由；第四，他們只是會說話的工具，只能安分守己地為寺院服役繳稅。

　　漢文記載中的舊西藏封建農奴制。清末、民國時期漢文著作對西藏地方的社會制度也有豐富的記載，客觀反映出封建農奴制的基本特征。如陳健夫在1937年出版的《西藏問題》中談到“西藏人民的階級”時說：“西藏地方大部分有貴族血統家庭，那班貴族們手操大權，有錢有勢，同僧侶平分政權，儼然如一特殊階級。……貴族對于租戶是很殘忍的，往往是毒打，可憐的那租戶總是體無完膚而不敢反抗。”在土地上從事勞動的“農人受地主們的約束，很不自由”。清末宣統三年徐光世、蔡晉成編的《西藏新志》記載：西藏地方“刑法根于藏地之習慣者有四十一條，極為慘酷”，“搶奪劫殺者，不分首從皆處死罪。其法：縛犯人于柱，以熗或箭較射死，否則斫頭懸示，或生縛送往蝎子之洞穴使螫之。盜人財物者，監禁其一家，追比倍數，待追完則抉盜者目，劓鼻或斷其手足。”從這些記述中可以看出，舊西藏存在的是由世俗貴族和僧侶階級組成的政教合一的政權，實行的是極端慘酷的刑法，農民沒有人身自由，這一切不正是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社會的真實寫照么？

　　外國人筆下的舊西藏封建農奴制。晚清及民國有許多外國人進入西藏地方，他們將所見所聞記錄下來，同樣給人們展開一幅落后而蕭瑟的封建農奴制社會景象。英國人埃德蒙·坎德勒在所著《拉薩真面目》一書中記載，當時的西藏，“人民還停留在中世紀的年代，不僅僅是在他們的政體、宗教方面，在他們的嚴厲懲罰、巫術、靈童轉世以及要經受烈火與沸油的折磨方面是如此，而且在他們日常生活的所有方面也都不例外。”20世紀20年代長期在拉薩生活的英國人查爾斯·貝爾在他的《西藏志》中寫道，“西藏仍在封建時期，其貴族握有大權，勢力浩大，貴族與僧侶，共同盤據政府中的重要位置，其財產之巨大，亦不弱于寺院。”法國旅行家亞歷山大·達維·尼爾在《古老的西藏面對新生的中國》一書中說，“在西藏，所有農民都是終身負債的農奴，在他們中間很難找到一個已經還清了債務的人。”印度學者拉姆·拉赫爾說，“(舊)西藏的農民，特別是在貴族和寺院的莊園里干活的農民，從某種意義上講都是農奴。”美國學者多爾施·瑪麗·德·弗在《侗登林事例：西藏難民生活以及有關改革的建議》一文中在談到農奴主利用宗教進行精神控制問題時說，“如果完全從世俗的觀點看，這一說法是設想出來的一種最狡猾、最有害的社會控制方式。對普通的藏人來說，接受了這個教義就使他一生都不能改變自己的命運。按照‘業’的說法，如果一個人生下來是奴隸，那不是奴隸主的錯，而是奴隸自己的錯，因為他們前世肯定犯了什么錯誤。而奴隸主則是因為前世做了好事，因此這輩子受到獎勵。對奴隸來說，如果他想砸碎身上的枷鎖，那他來世的命運注定要比今世更壞。”大量的記載無不揭示舊西藏是一個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