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為嚴重的是，這使本來的個人與個人之訴，變成個人與政府和國家司法公器的對壘，擴大激化矛盾的范圍，不但嚴重損害了法律的尊嚴和政府的公信力，也使公民的合法權益失去司法公平的保護。

　　當然，這些危害性已經引起了高層的警惕。公安部2009年下發的《關于嚴格依法辦理侮辱誹謗案件的通知》指出：“近年來，少數地方公安機關在辦理侮辱、誹謗案件過程中，不能嚴格、準確依法辦案，引起了新聞媒體和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產生了不良的社會影響，損害了公安機關形象和執法公信力。”

　　這一通知還指出，“一些群眾從不同角度提出批評、建議，是行使民主權利的表現。如果將群眾的批評、牢騷以及一些偏激言論視作侮辱、誹謗，使用刑罰或治安處罰的方式解決，不僅于法無據，而且可能激化矛盾。”

　　“公安部下發的這個通知，比較正面地肯定了公民的批評監督權利，而對以侮辱、誹謗的司法罪名控制言論的危害性有了清醒的認識。這個通知針對某些地方官員的這種‘治人’手段提出了嚴厲批評，并強調了要嚴格依法辦理案件。不論收效如何，其人性化意見以及規勸意圖非常明顯。”胡仙芝博士分析認為。

　　公民監督才能少走彎路

　　多位受訪專家認為，盡管以往的“誹謗官員”案中，也存在個別公民過當或批評舉報與事實有出入的問題。但在現代法治社會，公民與政府掌握的信息很難完全對等，因此法律的設計上必須容忍公民對政府錯誤的、不公平的批評，否則只會從根本上將公民的監督權、批評權取消。

　　據專家介紹，在法治發達的國家，政府不存在被公民“誹謗”的問題，因為政府的形象建立在法治與公信基礎之上，而不會因為公民批評而嚴重受損，不具備私法人享有名譽權的基礎。按這種理念，法國上世紀60年代就從刑法中刪去了誹謗條款。需要指出的是，許多國家不再通過刑事立法保護名譽權，并非這些國家不認為名譽權重要，而是把救濟方式轉向了私法責任，這樣既可對被害人給予有效賠償，同時又可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官員以公權打擊報復批評者。

　　“現在有些地方政府及官員聽不得公眾的任何批評，這是一種不正常現象。”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系張鳴教授對本刊記者說，“公民對政府及官員具有監督權和批評權，這是憲法賦予公民的基本權利。公民納稅供養政府及官員，政府及官員就有義務給公民一個真相。公民除了接受政府及官員的結論之外，也有自己探尋真相的權利。”

　　根據我國《憲法》第41條有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對于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有提出批評和建議的權利；對于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的違法失職行為，有向有關國家機關提出申訴、控告或者檢舉的權利。”

　　“在社會轉型的情況下，政府及官員應拓展多種民意表達渠道，自覺接受公民監督和批評。不能把公權作為個人謀私利的工具，更不能作為打壓公民言論自由的工具。”汪玉凱教授認為，“政府只有在公民的監督下，才能少走彎路，所以即使有時公民批評得不完全準確，官員也應抱‘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態度面對。再則，政府是公共機構，官員是公眾人物，代表公民行使公共事務，公民有權利監督和批評政府及官員。”

　　從立法和執法層面完善

　　要根除公民“因言獲罪”現象，受訪專家認為，政府要有勇氣反思地方行政體制、司法運作模式，以及權利救濟渠道等存在的問題，并作出深層次改革，這也是建設法治社會、建設和諧社會應有之義。

　　“在法治社會里，言論自由與公正審判，構成國民共同的根本價值觀。”胡仙芝博士認為，“公權機關必須置于公民的監督之下，公民對政府的批評可能有不準確的情況，但這種不準確并不能隨意被認定為犯罪。公民有言論自由，有批評政府的自由，只要不是惡意捏造事實，就不應被追責。因為，政府比公民有著更大的言論自由和更強大的信息公開權力。”

　　“要有制度保障公民的監督權、批評權，至少要做到公民批評政府及官員后，不會受到追究。”汪玉凱教授建議，“目前政府應做好兩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政府及官員應采取積極主動的態度，通過多種渠道，向社會和公眾闡述政府的執政理念和觀點，以促進雙方更多的互信；另一方面，要改進網絡管理方式，擯棄傳統上‘捂’的做法，對于政務信息要盡量公開，不能公開的，要對公眾作必要解釋，以消除不必要的誤會。”

　　“在誹謗罪中，‘嚴重破壞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還缺乏細化的司法標準，為公權力的濫用留下了制度上的缺口。”杜立元律師認為，“有必要以立法或司法解釋的形式，對誹謗罪‘嚴重破壞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作出明確的限制性解釋，或者規定特殊的排除犯罪事由，從而防止‘誹謗罪’被擴大適用，以增加言論自由的空間，保障公民的監督權和批評權不受侵犯，使社會泄壓閥保持暢通，以贏得社會的和諧與政權根基的穩定。”

　　同時，杜立元律師還建議：“應從國家立法層面進行統一，廢止此類案件的公訴條款，在刑法中規定其全部為自訴案件。官員如果覺得自己是‘受害人’，比如針對所舉報和批評的事件及時進行信息公開，通過新聞發言人及時消除公民的誤解，或者通過個別的解釋來消除誤會等。也可以自行向法院提起刑事自訴，以此避免個別官員公器私用、打擊正常的輿論監督和批評。”

　　“在追究違法執法人員責任的同時，對背后發號施令的‘權力魅影’，更應嚴厲問責。”張鳴教授還建議，“如果官員濫用公權對批評者打擊報復，應讓其付出沉重代價，給予警告、記過、記大過、降級、撤職、開除處分，情節嚴重的應追究相應的刑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