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求雙向“交流”

　　兩年前我初到倫敦，和一位中學時的好友合租一處，已在英國居住多年的她仍然每天往復著學校——超市——家“三點一線”的規矩生活。怎么這么多年了卻還封閉于倫敦的市井之外呢？好友對我這個“新來的”說：融入英國社會可不容易。她說，在國外有3種中國留學生：第一種最常見，只有中國朋友，身在國外卻一直在中文圈里；第二種不愿意和中國同胞多來往，想方設法和老外交朋友；還有第三種比較少見，既有中國朋友也有外國朋友。她說，能和哪個圈子的人打交道，關鍵取決于語言。

　　盡管學校里中國人很多，但我所讀的專業只有我一個中國人。除了結識很多中國學生以外，我自然和很多外國同學都成了好朋友。這幾位歐洲同學現在有的在世界銀行高就，有的擔任希臘大使，有的管理著意大利最大的生物醫學咨詢公司。回想起來，大概我已經成了所謂“比較少見”的“第三種人”。

　　不過我從來沒有刻意地去“融入”什么。其實我的同學們來自世界各地，各位的英語口音如同萬國國旗一樣，并沒有什么業已成形的“群體”甚或是“文化”去讓我“融入”。我感覺“融入”這個目標，可能是一種誤解，語言對能否適應國外生存的影響也被大大地高估了。語言能力并不是最重要的，我認識國內一位知名的圖書編輯，英語遠遠到不了國家四級，但是她在倫敦的生活可比我那位在英國奮斗多年的好友豐富多了。

　　在新的時代，不論是身處異國的我們，還是容納異客的他國，相互之間并不存在單方向的“融入”，而是雙方向的“交流”。

　　對偏見的偏見

　　偏見，在多元文化共存的空間里是一個敏感話題。如果要我說，偏見是人主觀判斷的副產品，不僅不可避免，而且隨處可見；不僅外國人對中國有著或多或少的偏見，而且中國人對西方社會也有偏見。

　　在一場高層次的學術交流會上，一位歐洲學者在講臺上作了一個對韓國考察的報告，其中認為亞洲包括中國在生物科技政策管理上還很欠缺。在學術交流中，面對異議相互尊敬、以理相駁，是不成文的守則。而這時，一位與會的中國學生卻站起身忿忿不平地說：“你怎么能這么說中國呢？！你不尊重我們，我們還怎么交流呢？”聲討過程并未提出具體的反駁意見，那別人又為什么不能這么說呢？歐洲的與會者搖著頭，唏噓這位中國學生的“霸氣”，中國的與會者也很尷尬，一場交流會一度陷入僵局。我挺理解這位學生的“愛國熱情”，但是效果卻適得其反。

　　思想與思想的撞擊，難免會產生誤解甚或偏見。有理有據、消除偏見才是上策，但如果懷著尋找偏見的“雷達”，時刻“探測”他人的偏見以發表空洞而激烈的抗議，這便是“對偏見的偏見”。如此，平等有效的對話還從何談起？

　　其實，面對偏激的言詞，慷慨激昂地正面回應并非是唯一的選擇，在某些場合該如何回應，也是一件需要技巧的事情。在一次宴會上，一個在上海久居的德國人對周圍人趾高氣揚地說：“在中國大學校園里，連PDF文件都打不開！”就在他侃侃而談在中國的“奇聞逸事”時，我的英國同事麥克巴博士低聲問我：“他說的是事實嗎？”我說：“當然不是事實，PDF是應用最廣泛的期刊記載格式，每臺校園計算機必備其閱讀功能！”聽我說完，麥克巴博士點點頭，隨后側了一下身，其角度恰好把這個德國人排除在自己的視野之外。雖然沒有激烈的言詞，沒有針鋒相對的辯論，但僅僅一個動作就不失優雅地使這種狂傲的言論自討沒趣。

　　對誤解的新解

　　對偏見的偏見，作為一種抵制的態度，是中西方交流的一個障礙，而順應固有誤解的新闡釋，作為一種和順的態度，則是中西方交流的另一障礙。

　　一次，學校請來一位中國南方名校的教授做演講，她延續西方對中國“關系社會”的定位，提出了一個解析中國獨特現象的“禮尚往來模型”，并稱“禮”就是禮物的‘禮’，她還引證說，孔夫子兩千多年前便說了：請客送禮，互惠互利。在座的西方聽眾紛紛認為其分析深入，而我提問：“禮尚往來中的‘禮’，是禮法的‘禮’，也就是社會行為道德規范，說的是‘社會行為道德規范是在相互作用、相互交往中形成建立的’，這難道不是天下大同的道理么？又怎會是中國的‘獨特’現象？”其英國同事忙替她改口說：“很多現象或觀點確實是人類社會共有的，孤立某一社會并非科研之道。”

　　當很多漂泊在異鄉的中國人焦慮于如何“融入”西方社會的時候，更讓人心酸的卻是國人急功近利地為了符合西方人的“口味”而倉促地從中國文化中挑出“合適的”篇章或者現象，斷章取義進行所謂的剖析。這種對誤解的新解，不僅不會幫助任何人更快地“融入”西方社會，還會對中西進一步的交流造成傷害，加固了那堵本不應該存在的分割“兩個世界”的屏障。

　　其實，能否在一個新的社會群體里實現自我，重要的不是你的膚色，不是你的語言能力，不是你的教育背景；需要的不是清高自負，也不是投其所好，而是一種能夠與人平等交流的能力。而這種能力，需要一些坦誠，一些技巧，更需要對他國文化的尊重和對本國文化的愛護。(張悅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