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6日至28日，國家漢學國際推廣領導小組辦公室、中國人民大學承辦的“世界漢學大會2007”在京舉行。本次會議以“文明對話與和諧社會”為題，內容涉及“作為文明對話的漢學研究”、“‘中國形象’在漢學研究中的變遷”等方面。漢學家與中國學者的對話，可以幫助中國學者從漢學中得到啟發，進一步完善自己的研究，也會為漢學家提供關于中國文化的有用信息。

　　任何一種文明都要在與其他文明的參照中認識自己。漢學研究不僅為母體文化提供了關于中國的信息，而且會為中國帶來其他國家關于中國的看法。這對于雙方的文化認同都會帶來有益的幫助。

　　“外國人對中國有一種‘博物館’心理，”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教授、中文部主任周質平說，“很多美國人認為中國是一個古老的國家，很難接受中國的現代形象。他們在北京找不到北京在哪里。”

　　而美國迪斯尼樂園推出的動畫片《花木蘭》，又使中國人曾一度因為“木蘭”那張人種特征曖昧的臉而質疑她的中國身份，因為美國人對中國作品和中國人物形象的改造而對傳統文化的海外流傳產生恐慌。

　　這大概是文化甚至文明傳播和闡釋中經常會遇到的問題，也是文明對話中常有的現象。

　　3月26日至28日，國家漢學國際推廣領導小組辦公室、中國人民大學承辦的“世界漢學大會2007”以“文明對話與和諧社會”為題，召集國內外兩百余位專家學者進行深入的對話與討論。

　　中外文明之間的對話早就開始了

　　當意大利傳教士馬可·波羅來到中國傳教的時候，他可能沒意識到，自己在中國14年的經歷給整個西方世界帶來了什么。他的《馬可·波羅行記》首次向西方人敘述了中華帝國的繁榮景象，“誘起”哥倫布決心漫游東方，并長期形成了歐洲的“中國幻象”。北京外國語大學海外漢學研究專家張西平教授把這段時期稱為“游記時代漢學時期”，這是西方漢學的萌芽期。

　　西方對中國的認識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

　　大量傳教士進入中國后，在他們留下的手記、圖說、文獻等資料中，中國的形象不斷豐富起來。他們能熟讀中國經書，并熟練地用中文寫作，他們的中文著作達760多部。在他們筆下出現了一個“文明中國”，改變并豐富著“神秘中國”的形象。張西平說，這一階段是“傳教士漢學時期”。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和基歇爾是這個時期的代表人物。

　　馬可·波羅基本上是以一個威尼斯商人的眼光來看中國的，沒有深入報道中國人的精神生活。真正長期深入地生活在中國，并真正深入了解中國文化精神的是利瑪竇。他共寫了二十多部中文著作，其中收入《四庫全書》的有七部。他第一次全面而深入地報道了中國，第一次系統地向中國人介紹了西方的科學以及蘊藏在科學背后的邏輯和哲學思想，對明末中國思想從“心學”向“實學”的轉變產生了一定作用。利瑪竇不僅僅是“西學東漸”的先行者，也是“中學西傳”的奠基人。

　　德國傳教士基歇爾被譽為“最后的一個文藝復興人物”，他的《中國圖說》流露出了對中國的贊揚。

　　他說：“中華帝國是世界上最富足和最強有力的國家……它有一位擁有絕對權力的君主，比今日世界上所有其他王國的國君的權力都大。”基歇爾甚至認為中國就像柏拉圖所設計的理想王國。正因為如此，中國成為歐洲各國反對中世紀教會勢力的武器。

　　18世紀歐洲的“中國熱”是與以利瑪竇為代表的入華耶穌會士的努力分不開的。張西平認為，這一時期奠基了歐洲漢學。

　　1814年12月11日，法國法蘭西學院正式開設漢學課程，設漢學教授席位，標志著西方漢學進入了它的成熟期，即“專業漢學時期”。從此以后，漢學研究擺脫了傳教學的框架，在西方教育體制中，漢學開始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出現。

　　在“專業漢學”時期，中國度過了近一個世紀的特殊年代。1840年鴉片戰爭，列強轟開國門，直到新中國建立，中國一直戰事不斷。在這段時間，西方和東方處于一種明顯的“對視”階段，但是，彼此誤讀是非常嚴重的。比如，晚清子民眼中，外國人是“妖魔”。面對西學，人們懷著一種敵意，要“師夷長技以制夷”。而在西方人眼中，中國人是貧弱、愚昧的……張西平說，1840年以后，利瑪竇親近中國文化的路線被拋棄，取而代之的是西方新殖民主義的中國觀。

　　也是在這個階段，發源于美國的“中國學研究”(ChineseStudies)浮出水面，使海外漢學研究發生方向性變化。使戰后國際中國學研究發生重大變化的關鍵人物，是被稱為“美國中國學研究開山祖師”的費正清。費正清將漢學研究重心由古代下移到近現代，并且直接為美國政府的對華政策服務。

　　在東方，中國文化的傳播有更悠久的歷史。張西平說，中國文化在國外的傳播最早當屬日本。公元522年隨著佛教傳入日本，中國的典籍也傳入日本。經過飛鳥奈良時代、平安時代、五山時代、江戶時代，在德川幕府時期日本傳統漢學達到了頂峰，中國宋代的朱子哲學被尊為日本官方哲學。在世界范圍內日本漢學的歷史最為悠久。

  [1]  [2]  [3]  [4]  [下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