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鏈接 ：歐洲漢學掠影

　　1814年12月11日，法國法蘭西學院正式開設漢學課程。第一位法國漢學教授是雷慕莎，到20世紀伯希和時期，法國漢學研究已達到很高的成就，成為國外漢學，尤其是西方漢學的領頭羊。迄今為止，法國漢學在整個國外漢學中仍占據十分重要的地位，這和它的這段歷史直接相關。

　　英國的漢學研究發軔于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首先設立漢學教席的是劍橋大學的東方學部，繼而是倫敦大學的亞非學院，相對于歐洲大陸，英國的漢學傳統較為薄弱。

　　荷蘭漢學是隨其在東方的擴張而逐步形成的。1875年萊頓大學設立了第一個漢學席位，1890年由著名漢學家考狄所創立的《通報》成為西方第一份漢學的專業刊物，至今仍有著重要的影響。

　　德國漢學起步較晚，直到1912年在腓特烈·威廉帝國大學才成立了漢學研究所，并有了專職的教授席位。但近代以來德國漢學發展較快，在歐洲也比較有影響。由在中國生活近三十年的衛禮賢所創辦的法蘭克福“中國學社”，創建于北平輔仁大學的《華裔學志》，在當時中國學術界和海外漢學界都有重要影響。

　　瑞典漢學以19世紀末探險家斯文·赫定的中國西部探險開始，以高本漢擔任哥德堡大學東亞語言與文化學教授而開始了它的漢學歷程。高本漢的語言學研究直接影響了趙元任、李方桂等中國學者的語言學研究。

　　東歐漢學總體水平較低，歷史也較短。應值得注意的是俄國漢學研究。俄羅斯漢學起始于1741年3月23日圣彼得堡科學院聘用伊拉利昂·羅索欣為漢學教師，在清康熙年間就有駐華東正教團從事漢學研究，到阿列克耶夫時期在學術上達到了很高的成就。由于地緣關系，俄羅斯對漢學研究所投入的人力和資金在歐洲都一直居領先地位。

　　漢學家眼里的“漢語熱”

　　海外“漢語熱”的興起讓默默存在了四百多年的漢學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無論是來自歐洲、美國、俄羅斯、澳大利亞，還是東南亞，漢學家們似乎都很愿意談論在自己國家悄然興起的“漢語熱”。俄羅斯人民友誼大學馬斯洛夫教授說，漢語“在俄羅斯的位置越來越高。”法國教育部漢語教學總督察白樂桑教授說：“漢語確實‘熱’起來了。”也許對于這位把大半生精力都投入到漢學研究和漢語教育的老者來說，“漢語熱”來得有些遲，但畢竟還不算晚。

　　“漢語熱”帶給漢學家們的也不完全是喜悅。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漢學教授羅多弼說：“漢學家永遠面對挑戰！因為非常出色的漢學家不一定是一個很好的漢語教師。”在瑞典，學習漢語的人逐年增多。

　　問題是，漢語的教學方法不如英語、法語、西班牙語、德語等語言的教學方法有效。羅多弼強調，斯德哥爾摩大學漢學系一方面需要與中國漢語推廣部門加強合作，中國派來的教師非常重要；另一方面應該編寫更適合瑞典具體情況的教材，這個任務相當復雜，而且需要時間，需要耐心。

　　教材問題同樣困擾著德國的漢語教育。德國目前有兩百多所中小學開設了漢語課程，但是幾年間教材換來換去，就是找不到一套適合德國中小學生的漢語教材，現有的教材只適合成年人或者高校學生。

　　此外，中小學漢語教師大多是“半路出家”，缺乏漢語教學方法和經驗。這些“瓶頸”嚴重地制約了德國漢語教育的水平，使不少學生產生了事倍功半的挫折感。

　　在荷蘭，人們對漢語和中國文化的興趣一直在上升。萊頓大學漢學院現在已經成為一個超過三百人的大學院。擁有30萬冊資料的萊頓漢學圖書館也頗有名氣。“這向我們提出哪些新的要求呢？”萊頓大學漢學院院長柯雷教授說，“第一，我們現在所達到的和能保持的一種(研究)寬度要越來越寬，不能再保持保守的、地域性的研究和狹隘的看法；其次，我們必須保證學術的水準，為了錢而多招生是一個很危險的誘惑。還有一點就是國際化，這個詞到現在恐怕已經不是一個空蕩蕩的詞匯，而是一種實踐。”

　　“漢語熱”也為海外漢學的學科建設提供了新的思路。羅多弼認為，隨著掌握中文的人和研究中國文學、歷史、藝術等的學者越來越多，漢學的一些中心任務完成了，但這并不意味著原來的漢學系都要解散，只是它的任務和角色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我能想象的漢學家的一個任務，就是要安排一些課程，提供給所有想研究中國的學生。漢學系將來能扮演另外一個角色，就是成為一個可供所有研究中國文化和社會的學者聚會的地方。”

　　漢學讓我們重新打量這個世界

　　德國哲學家康德曾經這樣表達他對中國人的印象：“他們(指中國人)說謊時顯得極不自然，但卻可以把碎塊的綢布料縫結成一整塊，其手藝之精巧，就連那些最為小心謹慎的商人也難以看出破綻，他們還用銅絲修補聯結破碎了的瓷器，使其乍一看上去簡直天衣無縫。類似這些騙局一旦敗露，他們也并不感到羞愧，而只是從中看到自己手段的不高明。”

　　看罷難免失笑，中國的手工藝在康德眼里竟成了欺騙！

　　情有可原，在康德所癡迷的“秩序井然”的哲學世界中，中國復雜的手工藝大概不好歸類，只好總結為是一種欺騙吧。

　　同是面對中國文化，康德為何和我們有如此區別？

　　因為我們是不同的主體，而主體的不同，帶來了國學和漢學之分。康德對中國人的看法屬于漢學的范疇。

　　學術界比較公認的看法是，漢學是國外研究中國的學術總稱，國學是我們自己對傳統文化的研究。

　　也就是說，國學是“我眼中之我”，漢學是“他人眼中之我”。

　　前蘇聯著名思想家巴赫金認為，“我”只有通過他人才能完整地認識“我”自己，因為“我”總有一些地方是自己看不到的，而他人可以從他自己所處的位置上補充“我”的視野。同樣，他人也需要通過“我”的眼睛才能得到對自己的完整認識。

　　國學和漢學，漢學和自己所在的母體文化，都是“我”和“他人”的關系，為了豐滿對自己的認識，彼此是對方的參照系。

　　如此說來，我們最應該改變的是對漢學的態度，因為海外漢學所取得的成果已經使我們必須放眼海外去重新認識世界，而且通過放眼世界來重新認識自己。漢學的“反哺”讓人無法忽視。

　　胡適曾認為，漢學“其用功甚苦，而成效殊微”，后來他改變了看法。瑞典漢學家高本漢以治音韻學著稱，胡適說：“近年一位瑞典學者珂羅倔倫(即高本漢)費了幾年工夫研究《切韻》，把二百六十部的古音弄得清清楚楚。林語堂先生說，‘珂先生是《切韻》專家，對中國音韻學的貢獻發明，比中外過去的任何音韻學家還重要。’珂先生成績何以能這樣大呢？他有西洋音韻學原理作工具，又很充分地運用方言的材料，用廣東方言作底子，用日本的漢音吳音作參證，所以他幾年的成績便可以推倒顧炎武以來三百年的中國學者的紙上功夫。”

　　海外漢學何以在某些方面勝過國學呢？傅斯年在談到伯希和的學問時說：“本來中國學在中國在西洋原有不同的憑借，自當有不同的趨勢。中國學人，經籍之訓練本精，故治純粹中國之問題易于制勝，而談及所謂四裔，每以無比較材料而隔膜。外國學人，能使用西方的比較材料，故善談中國之四裔。而純粹的漢學題目，或不易捉住。今伯先生能溝通此風氣，而充分利用中國學人成就，吾人又安可不仿此典型，以擴充吾人之范圍乎。”海外漢學立足于母體文化，運用西方的研究方法，可以說是脫出了中國文化的樊籠，因此容易有所創見。海外漢學對中國學界的沖擊很大，陳垣先生曾說：“現在中外學者談論漢學，不是說巴黎如何，就是說日本如何，沒有提到中國的，我們應當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奪回北京。”

　　可以說，漢學是一種邊界文化，它處于兩種文化的交界地帶，透視著兩種文化，促成了兩種文化的對話。在這種交界地帶，在這種文化對話中，形成了第三種文化，它建構著自身，也影響著前兩種文化。

　　這種彼此影響，也通過漢學家與中國學者的學術交往體現出來。比如利瑪竇與徐光啟，伯希和與羅振玉、張元濟，胡適與夏德、鋼和泰……正是在這種交往中雙方的學術都發生了變化，互為影響，相互推動。

　　戴密微在廈門大學任教，衛禮賢執教于北大講壇，陳寅恪受聘于牛津、劍橋，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雙方的交往比今天還要頻繁。

　　為什么要去接觸那個邊界地帶？跨文化的交往為何必要？美國著名上議員福爾布萊特曾說：“跨文化教育的核心在于獲得一種移情能力---能夠從他人的角度看世界，能夠承認他人有可能看到我們不曾看到的東西，或者比我們看得更仔細。”

　　邊界地帶有一種特有的清醒，它就像一面雙面鏡，兩側的人都可以從中看到自己，只是，鏡中的自己已不是現實中的自己，而是一個補充了我們以前不曾看到的東西的新的自己。所以，一個人，一種文化，要想更完整地了解自己，應該經常地走向邊界，從各種各樣的交界處反照自己，豐富自己。

　　教育也一樣。

　　教育本來就是一個在哲學、自然科學等學科的交界地帶形成的新領域。這個領域一旦形成、發展起來，就會成為完整的領域。但是，它仍舊需要不斷回望邊界，從與哲學的交界處看到新的智慧，從與科學的交界處看到新的方法，從與歷史的交界處看到借鑒，從與文學的交界處看到完整的人……

　　教師也可以去尋找各種各樣的邊界。比如，他的教學世界和學生的學習世界，這是兩個不同的世界，教師要通過移情去體會學生的內心世界。但是，移情并不是唯一的行為，移情之后是一種“完成”過程，教師還要再回到自身，做出對學生的反應。移情和完成行為發生的前提是，教師心中有一種“審美之愛”，也就是一種非功利的喜愛之情。教師的世界應該包容學生的世界，只有這樣才會完成教育行為。在這種包容中，仍舊存在著兩個世界、兩個主體，教師還是教師，學生還是學生，但是兩者都因為彼此的移情而豐富了自身。

　　邊界不僅僅是視野，也不僅僅意味著互動，它更是一種新智慧的修煉場所，一種新的可能性開始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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