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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宗教團體靈鷲山21日發布一項電話民調，臺灣社會最受討厭的人，政治人物排第一，其次是罪犯，媒體人排第三；雖不讓人意外，但很能反映臺灣十幾年來的困境，這困境有點復雜，但若簡單描述，可濃縮為：

　　“政治(幾乎)吞噬了一切，而媒體將效果放大。”

　　最好的例證是，“國務機要費”22日再度開庭，吳淑珍與張熙懷，一位是被告、一位是檢察官，雙雙成為新聞焦點，但仔細分析媒體追逐的焦點，并非回歸法律條文及慣例的討論，而是不斷跟隨政治人物的語言，不斷進行忠誠檢查及人格謀殺。

　　以吳淑珍為例，作為一名被告，她當然有權請假，尤其若有醫療等正當理由；法官也有權準假或駁回，甚至拘提到庭，但必須顧及“刑訴法”保障的人權及社會觀感。

　　以張熙懷為例，司法官當然有以私人身分旅行、學術交流的自由，甚至投票傾向及個人政治言論的自由，但重要的是，不得將政治立場帶進法庭、或形于公開論述。

　　但政治場域的語言及游戲規則，則習慣將“無罪推定”反轉為“有罪推定”，以種種情況證據，要求被指涉的對象自證清白，于是，吳淑珍昏倒是假裝(否則陳致中何必離臺)、張熙懷“親中”會影響審判(因此刁難“第一夫人”)。

　　在相同邏輯下，高市走路工第一時間就推給黃俊英、后來藍營反咬陳菊造假，但最后，可能兩者皆非；陳致中與黃睿靚“先去美國投資超市、然后申請綠卡”，結果一陣亂槍打鳥，全都是對空鳴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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