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8月5日電 據日本《東方時報》報道，有種說法稱，中國人其實也是一個喜歡遷徙的。幾千年來都是這樣的，都是為了尋找適合自己的土地而不斷奔走著。據官方統計生活在日本這個島國上的中國人已達60余萬。在日本的街頭常常能夠看到說著中國語的同胞。異國的天空下他們在為著各自不同的理想而辛苦奮斗著。是什么讓他們告別親人朋友，漂洋過海來到日本？是什么改變了他們的生活習慣甚至是思維方式？是什么讓他們在失去和得到之間難以取舍？

　　回家的夢天天做，回家的路不常走

　　居住東京的周先生近來和朋友們聊天時常常感嘆“回家的夢天天做，回家的路不常走”。已經獲得永駐身份的他今年50出頭，20年前來自中國上海。和大多數來日華人一樣，這20年的奮斗軌跡足夠令人感到沉甸甸。從20年前只身一人來到日本，到現在自己經營一家不小的公司，在大家看來周先生是來日華人中為數不多的成功者，但是他卻從不這樣認為自己，他總說自己還在起跑線上，苦的是不能將前進的腳步停下來。

　　天堂里的地獄生活

　　1988年，30出頭的周先生辭去在上海的教師工作，帶著令他全家“傾家蕩產”的20萬日元來到日本東京尋找不知是否屬于自己的夢想。

　　周先生對記者講，自己的童年和少年階段經歷了“文革”。那10年給他心靈的烙印太過沉重。因為父母在文革中受到沖擊，周先生從幼年時就承受著同齡孩子所沒有的壓抑甚至是凌辱。年幼的他甚至質問父母為什么要生下自己來？那時候周先生便有了對死亡的幼稚理解。

　　文革期間周先生被下放到農場工作。在那里，年輕的他第一次為自己策劃著未來的生命。他先把自己的壽命假定到70歲，之后再把這70年折算成秒。那時候他就感覺到了時間的匆匆和生命的短暫。

　　文革結束了周先生回到上海，在一家國有企業作教師。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中國開始實施改革開放為主導思想下的市場經濟。此時正值青年的周先生仿佛看了到了命運的“曙光”。那時候出國潮剛剛出現了開始的萌芽。社會上也漸漸開始有“國外是天堂”的說法。周先生對自己這份教師的工作也不是不滿意，但是當他看到學校里那些年老的教師，他仿佛看穿了自己所正在從事的這份每個月73元人民幣的職業。對未來生活充滿理想的周先生費盡周折得到了赴日本東京的留學許可。1988年周先生揣著當時幾乎令全家“傾家蕩產”的20萬日元作為學費，獨自踏上遠赴東瀛的旅程。

　　剛剛來到日本的周先生感覺一腳踏入了不折不扣的“天堂”。現代、文明、友好、有序……此時仿佛所有的形容詞用以描述眼前的日本都不為過。可是在一周過后，周先生就全然沒有了身處“天堂”的快樂相反身處地獄，那時候總想自己為了尋找天堂才來到這里，可是來了才發現世界本無天堂。這是也是地獄，更可怕的“天堂里的地獄”。

　　生存是第一步的，初來日本的周先生日語基本是空白，只會自我介紹。那時候他每天都要出門找工作，他說：“只要見到‘募集’(招集)兩個字，我就沖進去。進門就是自我介紹，希望得到一份工作。因為日語很差，所以日本人拒絕我時，我竟然都聽不懂。直到人家向我擺手，我才悻悻離去。隨著后來日語的長進，才知道貼著‘募集’的門面，不僅僅是招收工作者的，還有很多的是別的意思，有時候甚至是‘募集’房屋出租者。現在說起這些仿佛是一種笑話，可是當時這樣的窘迫狀況就切實地發生在我的身上。”

　　在來到東京四處碰壁的2周之后，周先生終于找到了一份清掃的工作。每天工作2個小時，每周工作7天。每小時的酬勞是900日元。當時在日本來說，這份工作并不能算是酬勞最高的體力工作，但是在他看來這每天1800日元的收入，已經超過了他在上海做教師一個月的工資所得。一個月過后，當他領到了賺到的將近10萬日元。對于這第一筆收入，他只留下了自己的生活費，剩下的她全部都寄給了上海的父母，用來償還他因來日本，家里所欠下的債務。

　　回家的腳步太過沉重

　　周先生找到了第一份工作，這個令他歡喜令他憂的國度為他打開了第一扇門。周先生也才真正地邁開了在日本奮斗的第一步，陌生的國度在他的眼前打開了“潘多拉盒子”。周先生現在回憶講：“來日本的20多年，我可以說打遍了所有能打的工。從清掃工到搬運工甚至是建筑工地上建筑工，當然也飽受了白眼和歧視，我在快餐店工作的時候，日本的高中生都敢欺負我擠兌我。起先幾年所賺到的錢除了繳學費，剩下的基本都寄給了父母，改變家里的生活條件了。”周先生的家里的兄弟多，他寄給家里的錢對于改變家里的生活起到了無法替代的重要作用。在采訪中，周先生好幾次都提到“我們這一代人在海外打拼，肩頭上時時刻刻都有兩座大山。一座是祖國，另一座就是自己的家族。”

　　周先生第一次回到上海和家人團聚是在來到日本4年之后，那時候他在日本的工作生活已經基本穩定。他清楚地記著第一次回國，幾人和朋友們都把他當做是“英雄”。那樣的感覺令他欣慰。

　　記者問周先生，為什么不回國發展？這樣既可以繼續自己的事業也可以與家人團聚。面對這個問題，周先生沉默了很久。

　　周先生告訴記者，這個問題其實從他來到日本的第一天就在“折磨”著自己。剛來的時候遇到了困難就想到了回家，但是那時候沒有掙到錢，沒有回家的“面子”。都說衣錦還鄉，沒有衣錦怎么還鄉啊。周先生說那時候想錢想得發瘋，那時候手里如果真的能有幾百萬日元，他就真的回去了，當然也就沒有了現在。但是那個時候沒有，正因為沒有，才漸漸成就了現在的周先生。

　　周先生感慨:“我們遠離家鄉，遠離父母，在這里打拼。其實就像是海面上的浮萍。我們的內心是孤獨的。在別人眼中我們算是“成功人士”可是我們哪里成功呢?人外有人，山外有山。事業什么時候可以說是成功呢?我只是比國內的我的朋友們多掙到了些錢，但是我付出的代價是很大的。”

　　周先生告訴記者:“當年年輕，出來了就不想再回去，但是現在看來，怎么能不回去呢?父母都在故鄉且年紀一天比一天更大。但是一想到回家就邁不開這條腿，出來難，回家更難。要放棄眼前的一切，已經習慣了的一切，這要付出非常人的勇氣的。”

　　周先生說:“有一次母親生病，我回國看望。病房內，母親的床前我撫摸著母親打著點滴的手，望著母親蒼老憔悴的臉感覺既陌生又親切。我的腦海茫然一片，感覺母親離我很遙遠，盡管此刻我就在她的床前。眼淚模糊了雙眼，我在內心深處反問自己，責備自己，為什么不能陪伴在她的身邊?自己這樣不忠不孝，還算什么?”

　　“回國的夢天天做，可是回家的路卻不常走”周先生無奈地講。周先生對記者坦陳，自己無數次想過，回國創業，但是身邊的朋友在回國后因為種種原因都紛紛“倒掉了”。我想現在的投資環境或許不適合我吧，我不知道什么時候才可以回到故鄉投資，或許要等到我終盡一生。對于理想周先生告訴記者:“現在看來，理想其實是最虛無的東西。當你感覺抓到它的時候，它其實正在慢慢變得虛無了，和親人在一起是實實在在的，哪怕是在一起吵架都是實在的。在海外漂泊的人在別人看來，多的是錢，但是少了最重要的親情。在寂靜的夜里，我不敢去思考自己這些年在事業和親情上的得失，這樣的思考，無異于在煎熬我的內心。我常在想，我們為什么要出來?為什么逼我們出來的?為什么我們為了生活要背井離鄉?為什么要遠離自己的親人?”

　　每當周先生回國時都要和自己以前的同事、朋友們聚一下。他們中的很多人都已經做了官，隨之而來的個人的財產收入也有了非常大的改觀。只是周先生覺得他們很假很累。周先生向記者調侃:“相比較他們，我是站立在土地上的，他們則是站立在一紙任命書上的。所以我可以活得比他們真。”

　　在記者即將結束采訪時，周先生告訴記者，自己來到日本20多年，得到了很多但是也失去了很多。回顧這么多年周遭的經歷，他感覺日本把他改變得文明了許多。他說如果沒有在海外的這么多年他或許會沒有現在的節儉的習慣，相反身上也許會多了些驕橫的習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