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孫厚銘

　　發于2026.4.20總第1232期《中國新聞周刊》雜志

　　3月，廣州市黃埔花園社區居委會主任蔣春霞開始組織今年的癌癥篩查工作。篩查工作有兩項，難度卻截然不同。一項是“宮頸癌+乳腺癌”篩查，面向35歲至60歲、沒有固定工作的常住女性居民，按照往年經驗，800個名額通常到了夏天就會報滿，甚至還需要“搶”；另一項是大腸癌篩查，面向50歲至74歲的常住居民，經過社區工作人員的反復勸說，去年直到年底，380個名額才報滿。

　　“去年有20多位居民大腸癌初篩結果異常，今年篩查的60多位居民中，也有3人結果異常。”蔣春霞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她所在的社區從去年開始大腸癌基因篩查試點，一些還沒有出現癥狀的患者，在癌癥早期就得到了干預。今年，社區要動員去年未完成篩查的適齡居民，這部分人對篩查的認知更加不足，往往覺得自己沒有癥狀，就沒必要檢查。“不少居民一聽到‘癌’，就本能地抗拒。這種情況在老年男性群體中尤為明顯。”

　　兩個項目的冷熱差異，與篩查開展時間、檢查手段和居民認知程度等多種因素有關。蔣春霞認為，與宮頸癌、乳腺癌相比，目前一些居民對大腸癌的認知還相對有限。社區的動員工作，是為了推動癌癥篩查“最后一公里”的落地。近年來，國內多地都陸續開展了癌癥篩查項目，廣州就是最早實施大腸癌篩查的地區之一。

　　2023年10月，國家衛生健康委等13個部門聯合制定的《健康中國行動—癌癥防治行動實施方案(2023—2030年)》提出，到2030年，總體癌癥5年生存率要達到46.6%。國家癌癥中心腫瘤登記辦公室主任陳萬青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實現這一目標的關鍵，在于系統性地將癌癥發現時間前移到早期可治階段。但與龐大的適齡人群相比，當前篩查的覆蓋面和連續性仍顯不足。在“篩查—診斷—治療—隨訪”的閉環中，仍存在“只篩不診、只診不治、只篩不隨”等問題。

　　“很多方法，可能只有一個能砸中”

　　肖榮愛今年57歲，近十年前從老家江西到廣州定居。去年5月，她所在社區啟動大腸癌基因篩查試點。由于符合適齡常住居民條件，兒子替她報了名。初篩結果顯示異常后，社區很快通知家屬，并協助預約醫院腸鏡檢查。被確診為早期大腸癌后，不到半個月，肖榮愛就接受了手術。

　　盡管偶爾會有便秘，但肖榮愛此前并沒有往癌癥上想。她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身邊不少人都是等到出現明顯癥狀后才去醫院，確診時往往已到了晚期。手術之后，她成了篩查最有說服力的“廣告”。社區里許多原本不信任篩查的居民，也主動參與。

　　這種面向無癥狀人群的篩查模式，被稱為組織性篩查，是癌癥篩查中公認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廣州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副主任陳淑賢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在當地大腸癌的組織性篩查中，居民先填寫問卷，進行風險評估，再完成糞便隱血檢測和腸鏡檢查。2015年，廣州市醫院報告的大腸癌早期病例占比為12.1%。10年間，早期比例提升至34.8%。

　　“如果某個環節不順暢，居民就可能打退堂鼓。”陳淑賢介紹，為此，廣州市開發了風險評估小程序，在篩查點投放自助檢測機，并在定點醫院開通腸鏡檢查綠色通道，陽性居民無須再額外預約腸鏡檢查。但是由于糞便隱血檢測的精準度有限，一些初篩陽性居民接受腸鏡檢查后，并未發現癌癥或癌前病變。而且，腸鏡作為診斷“金標準”，屬于侵入性檢查，受檢者通常需提前服用瀉藥，檢查時還要接受麻醉。“盡管公眾對篩查已有一定認知，但實際動員難度仍然較大。”

　　相較而言，糞便基因檢測能識別糞便脫落細胞中的基因異常改變，較糞便隱血檢測的精準度更高，操作也相對簡便，居民家中可完成采樣，全程不需要專業醫務人員參與。2025年，廣州市黃埔區、花都區、增城區開展了大腸癌基因篩查試點，設立了700多個篩查點位，讓居民在家門口就能完成初篩。

　　在廣州，高強度的動員通常只能在6月之前完成。再往后，天氣轉熱，社區的工作重心就會轉向滅蚊和傳染病防治等事項。山東省癌癥中心辦公室主任、山東省腫瘤醫院預防管理部主任張楠對《中國新聞周刊》介紹，組織性篩查能更早發現隱藏在人群中的早期癌癥患者，但也更依賴財政投入和政府組織能力，需要醫療機構和社區持續動員、組織和落實，耗費的人力、物力和財力都很大。而且，組織性篩查的覆蓋能力本身也有限，一個省份一年最多只能覆蓋十幾萬人。若想進一步擴大篩查范圍，還需要更多從醫療機構入手，采用機會性篩查。

　　“只要患者進入醫院，就不浪費任何一次篩查機會。”山東泰安市癌癥中心辦公室主任何秀玉對《中國新聞周刊》介紹，機會性篩查要做到“看病即篩查”。在泰安市腫瘤醫院，患者只要來院就診，無論掛的是哪個科室，接診醫生都會進行癌癥風險評估，判斷其屬于哪一類癌癥的高危人群，再建議做相應篩查。

　　“機會性篩查對醫療機構的要求更高。”張楠介紹，當患者存在吸煙、飲酒、家族史等風險因素時，醫務人員要及時識別，或由醫院信息系統自動發現并發出提示，引導患者進一步接受篩查。“如果患者原本是來看消化道問題，卻被評估為肺癌高危人群，其接受檢查的依從性往往更低。”而且，機會性篩查檢出的早期癌癥患者比例，通常也低于組織性篩查。張楠介紹，總體上，消化道腫瘤的早診率不足20%，機會性篩查可提升至約30%，但仍低于組織性篩查70%—80%的水平。

　　目前，在全國普遍高發癌種的基礎上，各地癌癥篩查項目的側重點并不相同。比如，安徽等淮河流域地區重點針對高發的上消化道癌開展篩查；河北省由于非吸煙女性肺癌比例較高，也將這一人群納入高危篩查范圍。張楠認為，癌癥篩查應因地制宜，根據不同地區的癌譜特點，選擇重點癌種開展篩查。

　　陳萬青介紹，組織性篩查依托公共衛生體系，對重點人群進行規范管理；機會性篩查則借助體檢、門診、慢病管理等場景，提高癌癥發現率。兩種模式需結合起來，才能進一步提升篩查的覆蓋率和依從性。陳淑賢形容，現在的癌癥篩查就是用各種方式去觸達人群，“很多方法，可能只有一個能砸中”。

　　“政府出了醬油，雞還得自己買”

　　廣州剛開始推行大腸癌糞便隱血篩查時，項目資金只覆蓋初篩費用，后續腸鏡檢查仍需居民自費。當地有一個用白切雞打比方的說法：這樣的癌癥篩查，有點像政府出了醬油，雞還得自己買。因此，一些初篩結果異常的居民，最終并沒有去做腸鏡確診。

　　由于居民自費意愿不足，為了擴大篩查覆蓋面，上海、寧波、廣州等多地都將癌癥篩查納入民生工程，由財政資金托底。在廣州市大腸癌基因篩查試點地區，初篩陽性居民腸鏡檢查的費用，先按醫保規定報銷，剩余部分再由政府購買的商業保險兜底，居民個人無須自付。陳淑賢介紹，這一做法明顯提升了居民依從性，但三年試點結束后，后續將采取何種模式，仍需評估和優化。

　　在各地癌癥篩查項目中，缺錢的情況普遍存在。北方某省的一位癌癥篩查負責人沈千對《中國新聞周刊》透露，該省政府對肺癌篩查項目投入專項資金，在問卷調查和高危人群評估環節，每篩查一例的經費僅1元左右，基層社區需要再自行貼補一部分費用；在臨床篩查階段，每例低劑量螺旋CT篩查政府補助65元，而實際成本約為300元，剩余部分需要由負責篩查的醫院補貼。何秀玉也提到，在泰安市，篩查所需的無痛腸鏡費用，目前主要由各個醫院承擔，難以長期持續。

　　“過分依賴財政資金，導致癌癥篩查的可持續性較差，覆蓋面也很難擴大。”張楠介紹，以財政投入為主的篩查項目，本身依賴持續投入和跨部門協調，各地推進力度差異較大。多位受訪者提到，地方財政是否充裕，往往會直接影響癌癥篩查項目的落地。

　　陳萬青認為，從長遠來看，若要進一步擴大篩查覆蓋面、提高項目可持續性還需逐步探索更加多元的保障機制。事實上，近年來，曾有多位全國人大代表建議將癌癥篩查納入醫保。2024年3月，國家醫保局表示，“從現階段醫療保險基金籌資水平和抗風險能力來看，暫時無法將腫瘤篩查這一類非治療性的項目納入醫保支付范圍”。

　　張楠及其團隊曾測算，如果將癌癥篩查納入醫保，從長遠上看，有望節省醫保資金。何秀玉介紹，早期消化道癌的治療費用通常在幾千元到幾萬元之間；如果發展到中晚期，費用就可能升至10萬元—50萬元，個別情況甚至高達百萬元，其中醫保要承擔50%至85%。若能避免一名早期患者發展到晚期，節省下來的治療費用，足以覆蓋近千人的篩查成本。“以泰安市的數據測算，篩查一千人，可以發現20多名消化道癌患者，其中90%以上是早期患者。”她說。

　　陳萬青介紹，推動醫保介入癌癥篩查，主要面臨幾方面問題。首先，癌癥篩查屬于預防性干預，其支付邏輯和實施方式與治療性醫療服務并不相同，現階段還難以與醫保支付制度有效銜接；其次，不同癌種篩查技術的成本效果、預算影響和長期收益差異較大。哪些篩查項目具備納入條件、以何種方式納入、又該如何規范管理，都要建立在充分證據基礎之上。“醫保參與不只是支付問題，也涉及技術成熟度、衛生經濟學證據、服務規范和基金可承受能力等一系列問題。”

　　不過，沈千認為，當前基層篩查能力和設備條件仍不均衡，容易出現漏診和誤診情況，“醫保資金投下去，未必能達到理想效果”。沈千介紹，目前，全國多省份正在對癌癥檢測設備和人員能力進行摸底調查，為后續醫保介入提供更可靠的依據。

　　醫保之外，其他資金來源是否可以用于癌癥篩查？陳萬青介紹，對商業保險而言，癌癥篩查帶來的收益更多體現在長期健康獲益和疾病負擔下降上。但現實中，風險等級劃分、質量控制和長期結局等方面的數據仍不充分，這既影響了商業保險產品的設計，也限制了商業保險參與癌癥篩查的積極性。

　　張楠認為，醫保作為關鍵出資方，會形成很強的引導作用，“醫保不需要全額覆蓋，可以由居民自付部分費用，有條件的醫療機構也可分攤一部分”。何秀玉建議，可以先把“初篩陽性人群的檢查費用”納入醫保報銷范圍，并將隨訪工作納入慢病管理。

　　沒有閉環，早篩就沒有價值

　　沈千透露，在該省肺癌篩查項目中，被篩查出疑似肺癌的人群里，初步統計只有三分之一左右真正接受住院治療，即便考慮到部分患者可能前往外地就診，這一比例仍不到一半。

　　“篩出來以后能不能接得上、管得住、治得規范，決定了早篩有沒有價值。”陳萬青認為。目前，盡管一些地方已開展了癌癥篩查，但是篩出陽性人群后，轉診、復核、確診、治療等環節之間沒有形成完整閉環，容易出現延誤、患者流失和重復檢查等問題。

　　何秀玉發現，部分檢查結果為癌前病變的患者，需定期復查，但因重視程度不夠，很多人一直拖到出現癥狀才再來。在偏遠地區和文化程度相對較低的人群中，這類問題尤為突出。

　　除了患者原因，醫療機構之間的診療鏈條也并不順暢。南方某市一位疾控部門工作人員對《中國新聞周刊》透露，居民在非定點醫院的就診情況，疾控部門難以及時掌握，更無法繼續跟蹤其診療情況。

　　“如果早篩之后，患者沒有得到規范診療，反而可能帶來更多問題。”廣州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泌尿外科副主任古迪對《中國新聞周刊》介紹，就前列腺癌而言，當前各地診療能力仍不均衡，如果基層診療體系準備不足，篩查出的患者就可能面臨額外手術風險，也更容易引發過度診斷和過度治療，甚至滋生瞞報空間。

　　張楠認為，腫瘤專科醫院和綜合醫院的承載能力有限。若想進一步擴大癌癥篩查范圍，關鍵還是要依靠縣級醫療機構。陳萬青介紹，近年來，基層地區逐步配備了內鏡、超聲等基礎篩查設備，但真正能規范操作、精準判讀、熟練開展早癌識別的醫生和技術人員仍然匱乏，很多設備存在“有機器、沒人會”“會操作、判不準”的情況。

　　由于多數癌癥診斷都需要影像輔助，人工智能可以提升基層醫療機構的診斷能力。醫療人工智能企業數坤科技CTO鄭超對《中國新聞周刊》介紹，在肺癌篩查中，AI可以識別直徑僅2—3毫米的微小結節，提示異常，再交由醫生審核判斷。他表示，在四川涼山州等地，醫生已開始與AI合作開展乳腺癌等癌種的篩查。“AI的整體表現已接近三甲醫院高年資醫生，與單純依靠人工判斷相比，檢出率可提高10%—30%。”

　　北方某省一位地級市癌癥篩查負責人對《中國新聞周刊》介紹，目前，基層更多承擔篩查的任務，一些基層醫療機構擔心，篩查一旦做起來，患者都流向了上級醫院，因此積極性不高。“拿著市癌癥中心的文件，到了鄉鎮，工作照樣很難開展。”即便疾控數據顯示某個鄉鎮屬于癌癥高發區，市癌癥中心想去當地推進篩查，仍需協調不同層級的人力、物力。

　　這背后一個重要原因是，不同機構之間的利益和數據尚未真正打通。張楠認為，一方面，不同階段涉及不同部門和團隊，成本投入、資源分配等還沒有理順；另一方面，篩查、診療、隨訪等信息也難以在不同機構之間有效共享，導致在醫防融合中，仍然存在“口號多、落地少”的問題。

　　古迪所在醫院是當地緊密型醫聯體的成員，與多家社區醫院建立合作。他每周都會帶著社區醫生一起接診，讓他們逐步掌握前列腺癌的基礎識別、分流和管理能力；遇到解決不了的問題，再向上轉給專科醫生。但這樣模式的普及，需要更多系統性支持。

　　去年7月，《中華泌尿外科雜志》發布《中國前列腺癌篩查研究報告(白皮書)》，總結了寧波、廣州、白銀、北京四地的前列腺癌篩查創新模式。古迪認為，每一種模式都與當地資源稟賦密切相關。比如，寧波依托地方財政，能夠將篩查納入老年人體檢；廣州則打通了醫院與社區之間的體系。按他的設想，廣州的模式既能提升基層診療能力，也能減少患者的就醫成本和銜接障礙。“但在上下聯動不充分、各地資源稟賦差異明顯的情況下，從篩查到診療的閉環體系，并沒有一套可以全國套用的模板。”

　　(應受訪者要求，肖榮愛、沈千為化名)

　　《中國新聞周刊》2026年第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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