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為誰養老

　　現行的“社會統籌”+“個人賬戶”模式意味著正在工作的人既要為個人存錢，也要為他人養老。這是一個“過于仁慈也過于昂貴的制度”

　　“我們現有的養老保險體制，一開始是針對國有企業職工設計的，沒有考慮到農民工的參與。”唐鈞教授認為。

　　中國的養老保險改革始于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主要是為了解決城鎮企業，尤其是國有企業員工的退休養老問題，因此最初叫作“城鎮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后來逐漸“擴面”，但實施范圍也主要局限于城鎮職工。

　　據了解，國際上通行的養老保險有兩種模式，一種是現收現付，簡單地說就是每年收錢，每年發錢，相當于用現在工作者的錢來養老人。第二種是個人賬戶，即自己給自己存錢。中國養老制度改革之初，也曾出現這兩種思路的爭執。“最終決定合二為一，形成了現在的所謂‘社會統籌’+‘個人賬戶’模式。”

　　按照唐鈞的說法，這是一個天生“不可持續”的制度。

　　最大的問題在于收錢太多。“社會統籌”+“個人賬戶”意味著正在工作的人既要為個人存錢，也要為他人養老。

　　“理論上，個人的8%收上來放在個人賬戶，企業的20%作為社會統籌部分。但事實上，現在每年收上來的錢，全部支付現有老人養老金都不夠，全國來講，政府每年要貼1000多個億。個人賬戶中事實上是沒有錢的，這就是所謂的空賬問題。”

　　1998年至1999年，廣東省率先將農民工納入養老保險范疇，實施市級統籌。在這之前，廣東省原有的養老基金并不富裕，但在加入農民工后，養老基金一下子寬裕起來。“這事實上是用農民工的錢為城市人養老。”

　　這樣的制度安排意味著地市之間統籌的相互獨立，也意味著農民工的“退保”等同于放棄企業繳納的社會統籌部分。在白南生的調查中，廣東一些地方政府主動為農民工“退保”提供良好的幫助和服務，已成慣例。

　　白南生引述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專家的研究稱，中國現行的養老保險制度是一個“過于仁慈也過于昂貴的制度”。因為“替代率太高，高達70%至80%。合理范圍在40%左右。”

　　“替代率”是一個社保名詞，指的是退休金占個人原有工資的比例。

　　與中國28%的養老費率相比，在美國，用于養老的工資稅率為15%。正是用這15%的工資稅，美國的養老保險覆蓋了90%以上的人群。

　　社科院“我國城鄉居民社會保障狀況調查”顯示，2008年，18至69歲擁有城鎮戶籍的人口中，有53%的人參加了城鎮養老保險，而同年齡的農村戶籍人口中，參加養老保險的比例僅有5.6%。

　　“因為錢不夠花，所以要多收，因為多收，所以擴不開。這就是現有制度的困境。”白南生總結說。“這本來就是一套為少數人設計的制度。如果硬要推廣到全體，必然會帶來一地、一國經濟競爭力的下降。”

　　根據2月份發布的《農民工參加基本養老保險辦法》，繳費比例已經降低為單位繳納12%；農民工個人繳費比例為4%至8%。

　　模式選擇

　　白南生為未來全新的、城鄉一體的養老保險體制提出了四個原則：廣覆蓋、低水平、統一、強制性

　　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顯示：2000年，流向城鎮的勞動年齡人口中72%來自農村。城市的老齡化問題將因為不斷地有大批農村勞動力進入而得到緩解，但農村老人卻不得不滯留在家中。此外，農村的老齡化程度(7.13%)已經大于城市(6.69%)，在5—10年之間，農村的老齡化程度將會達到30%—40%。

　　傳統上，中國農村歷來以家庭代際養老作為養老的主要方式。但計劃生育制度帶來的養老壓力，以及進城務工人員的增多，開始悄然改變這一模式。“很多地方，農民的純收入中40%來自打工。養老的壓力，使得一部分打工者不得不付出高昂的機會成本回到家中。”白南生分析說，“農村地區確實有了建立養老制度的需要。”

　　中國社科院社會學研究所范雷博士剛剛從重慶調研回來。他證實說，很多農民工返鄉不再務工，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養老。

　　2008年起，新型農村養老保險在全國范圍內推開。以北京為例，新農保實行個人賬戶和基礎養老金相結合的制度模式。男滿60歲、女滿55歲，便可享受財政補貼的280元基礎養老金再加個人賬戶的養老金待遇。

　　唐鈞認為，這是一項好的制度。“如果這項制度能在全國推廣開來，農民工還是參加本鄉本土的養老保險比較好。根據我們的調查，農民自己也愿意把錢放在家里，比較放心。”

　　白南生的意見則與此相左：“要鼓勵現在的農民工逐步融入一個新的城市養老保障體系中。城市化是一個必然過程，勞動力越來越多進入城市也是一個必然過程。不可想象再過10年20年，我們還有3億勞動力不斷在城鄉間流動。”

　　白南生為未來全新的、城鄉一體的養老保險體制提出了四個原則：廣覆蓋、低水平、統一、強制性。

　　“這里特別強調統一，我們不同意各地搞一套自己的東西。在美國，養老保險是唯一聯邦級統籌管理的。要素的自由充分流動才能促進經濟社會發展。不同的規則是人為制造瓶頸。對接問題其實不僅僅是對農民工的歧視。對于城市工人的流動同樣是一種限制。”白南生說。

　　“因此，我們不能把農民工的事情當成權宜之計，不能由各地隨意地建立一些臨時制度。要做出一個強制性、統一的、比現有城市水平低的基礎養老保險制度來。這項新制度將是未來向它靠的一個標準。”

　　問題在于向哪個方向統一？唐鈞指出，一個合理的養老制度一定要分為基礎和補充兩部分。基礎部分可以由政府負責，資金從個人或企業手中收取，給全民提供一個差異不大的、水平較低的養老保障。在此基礎上，是補充養老金，與個人原有工資掛鉤，形成差異，拉開距離。

　　按照白南生的研究，基礎養老保障的標準，應該在最低生活線與最低工資之間，尋求一個平衡點。“這是一種最基礎的養老保障，也是一種強制性保障。在強制性保障之外，可以用其它保險作為補充，如行業工會險，商業保險等等。”

　　“社會保障制度，或者是養老保險改革，是涉及面很廣的東西，不可能一蹴而就，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唐鈞說。 （記者  王舒懷  李  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