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盡管民營的深聯醫院社區服務中心是在不平等的條件下與公立醫院競爭，但老百姓們卻用腳為它投了票

　　★ 本刊記者/蔣明倬

　　下午五點半，深圳市深聯醫院白泥坑社區健康服務中心。

　　王麗浮坐在婦科診室里望了望庭院里的回廊，天還亮著，傳進耳朵里的，是沙沙的樹葉聲，還不是嘈雜的患者來回走動的聲音。

　　她在等待夕陽退去。那時，將是她一天最繁忙時間的開始。

　　村民選出來的社區健康中心

　　王麗浮1984年開始做醫生。當醫生的前20年，每到下午五點半,都是那樣的一個時刻：告訴患者，明天再來，脫下自己的白大褂，準備離開。

　　2005年，她從黑龍江省的公立醫院辭職，來到民營的深圳深聯醫院白泥坑村社區健康服務中心，她的一切職業習慣都開始被重塑，一切就此改變。

　　平時每天晚上6點到10點，以及周六周日，都是她最為忙碌的時候。“那是正常診病的時間，每天30到40人的門診量，都會集中在那時。”她現在已適應這樣的生活。

　　在深圳市龍崗區平湖街道白泥坑村1000多戶籍居民、9萬多外來務工人員的心目中，醫院早已經不是一大早就去掛號，擁擠著排隊，8點開始看病，下午5點以后看病就要看急診的地方。

　　除非急病，村民都是早上睡醒了才慢慢溜達著到醫院，而務工者都是選擇下了班才來醫院看病，不需要再跟老板和工頭請假。在需要轉診到上一級醫院時，服務中心有專車停在門口負責接送。

　　“這就是我要的——那叫醫療‘服務’”，白泥坑村村支書劉偉強在辦公室里操著廣東普通話，幾乎是用鼻子憋出來“服務”兩個字。

　　五年前，深圳一家民營醫院——深聯醫院的董事長廖志仁忽然聽朋友說，有個村支部書記要找他談談，希望他能在村里辦一家社區醫院。“我們是被追上門的，辦社區健康中心對我們來講是相當偶然的事情。”廖志仁說。

　　在此之前，平湖人民醫院和另外一家民營醫院都已經找過劉偉強，想在這個村搞社區醫院，但劉偉強沒有答應。他看中深聯醫院的是它提供的服務。

　　2002年的時候，白泥坑村已經完成了城鎮化的進程，但是這里的基本的醫療配套設施卻根本滿足不了這里人們的需求。

　　“坐車到鎮里的公立醫院要四五十分鐘，醫院里的都是‘老爺’，基本沒有什么服務意識，村民對他們都沒什么親近感。我們村兩委的班子特意研究了這個事情，村民代表表決的結果，是選擇了深聯醫院來搞”。

　　對抗性的游戲

　　目前在白泥坑村有兩家社區醫療機構，相距不足500米，一家是民營的深聯醫院白泥坑社區健康中心，一家是公立的平湖人民醫院白泥坑社區中心。

　　當深聯醫院的健康中心還在裝修的時候，人民醫院的社區健康中心迅速租了個房子，比他們提前開張了，競爭直接形成。深聯醫院的社區健康中心占地面積2080平方米，科室分類齊全，醫生護士總計24人。人民醫院的社區中心占地面積不到400平方米，3個醫生，4個護士。

　　“我自己和家人是從來都不去公立的那家”，劉偉強毫不隱諱自己的情感傾向，“你自己去看看就知道”。村民和務工人員就醫幾乎絕大部分都選擇了深聯醫院。

　　從記者的眼中來看，深聯的輸液室是21世紀的醫療環境，液晶電視，舒適的皮革座椅，能同時容納四五十人，說是健康中心，實際上更像個醫院。而人民醫院的社區中心，容納量超不過10人，坐在木頭椅子上，“一夜回到10年前”。

　　兩家都說是24小時營業，但是到了晚上，深聯醫院所有醫生的宿舍就在醫院樓上，即使過了晚上10點，“招呼一聲就下來了，化驗看病都如此”；而人民醫院的，就只有值班醫生和護士。

　　兩家醫院可比的，還有醫生的技術水平。

　　白泥坑村周圍工廠多，外來務工者多，尤其是女工多，她們中多數人都到了生育年齡，對于婦科醫生要求就很高。王麗浮現在40多歲，曾在內地做婦科醫生20多年，有豐富的實踐經驗，具有中級職稱。

　　“我們白泥坑這邊的院長李繼勇是主任醫師(正高職稱)，原來是山西省陽泉市礦務局醫院的醫生。”深聯醫院負責社區醫療的總監曹長春說。在社區范圍內，多為常見病和多發病，病源也都是相對穩定的，一個農民工去看病，發現醫生經驗豐富、可靠，以后老鄉、同事、家人病了，都會直接帶著去這家醫院找固定的醫生看病。

　　而公立醫院能派到社區來做全科醫生的，多數只是低年資醫生，因為人員不足，在很多地方的社區醫院，負責人往往只是掛職。

　　“發燒一超過38度了，他們就讓到鎮里去看。去鎮里的人民醫院，又得請假，又得排長隊，還要自己坐車折騰，后來索性就不去了。”有過公立社區醫院就診經歷的一位外來工這樣講述她的經歷。

　　這種經歷會口耳相傳，去公立社區醫院看病的人就越來越少。

　　不僅僅是在白泥坑，在平湖的另外一個村輔城坳也是如此。老百姓用腳投票的時候，都選擇了民營醫院。

　　不公平性競爭

　　“都說社區醫療機構有六項功能，我們在白泥坑就只有五項，計劃免疫的任務沒給我們，給了人民醫院社區健康中心。”曹長春一直覺得有點遺憾，“衛生局當時的理由是，一個村兩家機構，先批了人民醫院的，就不批我們的了”。

　　“做社區醫院都是微利，大一點的社區中心，一年的利潤也超不過10萬。”廖志仁說，他所以肯做社區醫院的一個初衷，根本不是要靠它賺錢，“更多的是為擴大醫院的影響力和覆蓋面”。目前深聯醫院下屬共有五家社區健康中心，“上木古社區健康中心是我們連續貼了兩三年錢，去年才能做到不虧錢的”。

　　從出生那天起，民營和公立的社區醫療機構就是不平等的，“公立的都有創辦費，每創辦一家社區健康中心財政撥款60萬元，我們民營的就一分錢不給。”曹長春說。

　　深聯醫院辦的五家社區健康中心，場所要租用，或是分別從各村購買土地，自建辦公場所，每個中心的投資都在近千萬，而公立的社區中心都是由政府出錢租用辦公場所。

　　“現在又給了他們更優惠的政策，每個公立的社區服務中心都會給6個人員編制，有財政出錢供養這些人，還會給這些人解決戶口、調入等問題”，計算下來，如果一個醫務人員每月的薪水支出是4000元，6個人一年就將近29萬，光是這筆錢就是民營醫院利潤的三倍。

　　對于民辦社區醫院來說，每建立一個社區居民的健康檔案，政府就會給20塊錢，在這一點上民營醫院和公立醫院是平等的。“對于我們，醫藥不是收入主要來源，最為重要的收入來源就是這筆建檔費。我們就是算上了這筆費用才略有盈余的。”曹長春說。

　　盡管在門診人數上，公立社區健康中心并沒有得到老百姓更大的支持，但是建檔方面，公立醫院卻比民營醫院建得多。于是，公立醫院從這個方面得到的政府資金就更多。

　　深圳的社區醫院的發展，無論是公立還是民營都是走在全國的前列，尤其是民營醫院，深圳一個城市就占到了全國的三成，深圳民營社區醫院發展所經歷的支持與阻礙也幾乎能濃縮出全國民營社區醫院所面臨的問題。

　　“我們有著更大的生存壓力，也迫使我們盡一切可能來滿足患者的需求，求得生存。”即使是在這樣的狹小的生存空間和不對等競爭中，廖志仁還是堅持著自己做一個“百年醫院”的夢想，“希望接下去的幾年，還是每年能夠再辦兩到三家社區健康中心”。

　　盡管受制于國家大的政策，從廖志仁和曹長春的口中，提到當地衛生局和政府，都是一片感激之詞。

　　“可以給我們嘗試的機會、把我們也列為醫保定點醫療機構、列為外來工醫保的定點機構⋯⋯給了我們太多機會了”。

　　在新的醫改方案討論中，曾有人直接提出，要社區醫院限制民營準入，通過政府資金支持的方式，由公立醫院來辦社區醫院。而民營的深圳平湖深聯醫院的經歷，卻如同一個放大鏡，讓我們清晰地看到，老百姓在兩者間是怎樣用腳投的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