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摘》文章：中國官員過招外媒 對話水平仍需補課

　　(聲明：刊用中國《中華文摘》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文：劉俊

　　人生下來就要學對話，但怎樣對話，在這個中西交融的時代，卻成為了中國官員要面對的一個緊要問題。因為他們的一言一行不僅關乎仕途民望，更關乎中國的國際形象。

　　四平八穩，面面俱到，滴水不漏，內容似乎很多，卻是套話多，宣傳多，這是中國官員留給外界的普遍印象，官場內亦不乏反感者。到了國外，中國官員雖不至這么牛氣沖天，但在接受外國媒體采訪時依然一套官方語言，非字斟句酌不開口。西方記者常常抱怨：“我也愿意報道中國的觀點和看法，但電話打到中國的使領館時，往往沒有下文。一般中國官員都不接受采訪。”

　　中國官員金口難開

　　2003 年6 月，金邊，中國外交部部長李肇星正在這里參加東盟系列會議。“請問，我們可以采訪李外長嗎？我們是專門為他飛到柬埔寨的。”說話的是4 家日本媒體的記者。他們將申請遞交到中方工作人員手中，露出懇切的面色。

　　沒過多久，李肇星走出會場后并沒有回飯店房間，“他在飯店大廳的沙發處特意為我們安排了專訪。”7 年后，談起當時的場景，日本共同社駐華記者鹽澤英一依舊對此充滿感激。

　　李肇星是鹽澤英一印象最好的中國官員之一，“ 他很坦率，有問必答。”接著，鹽澤話鋒一轉，“但現在，似乎敢說話的中國官員越來越少了。”

　　在華報道近10 年，鹽澤和他的同事們除了與中國外交部的官員稍微“熱絡”外，很少能得到采訪中央官員的機會。他曾向環保部發出過好幾封采訪函，但后來只等到了一封“非正面”回復。

　　在今年的全國兩會上，鹽澤一共申請采訪20 位政協委員，最后只有3 位委員給了他答復。不過，接受采訪的委員名單中，包括解放軍少將羅援，這足以讓他對自己的兩會報道“比較滿意”。“要知道，只有在兩會這樣的場合我才能采訪到他。”鹽澤有些興奮地說。

　　他把采訪官員的成功幾率歸結為采訪平臺的大小。另一個“典型”的事例是：去年哥本哈根氣候峰會時，中國代表團特別為媒體成立了新聞中心，以統籌國內外各種采訪和新聞發布工作。這與當時只對本國媒體舉辦吹風會的日本相比，“做得更好、更開放”。

　　但這種舉動并非常態。更多的國際會議上，外國記者們發現，國內“安靜”的中國官員在國外也經常選擇“鴉雀無聲”。一位西方記者抱怨道，在報道中美貿易糾紛等涉華事件時，他們可以很容易地采訪到美國大使或代表，至少他們的新聞發言人會針對某一事件發表評論。但要拿到中方意見卻不容易。

　　所以，鹽澤在進行中國報道時一般采取兩種方案：如果官員不肯表態，就從老百姓入手。而往往，他這么做時就和不少地方官員“擦肩而過”。2007 年，鹽澤注意到江蘇省某市一家化工廠出現環境污染問題。當他給市政府打電話詢問時，有官員自信地表示：“ 我們沒有污染問題，你不值得來這采訪。”此外，還建議他去其他地方進行調查報道。鹽澤半信半疑地放下了電話，但沒過幾天，該市負責宣傳工作的干部親自到訪共同社駐京辦公室。為了達到說服日本記者不去采訪的目的，這名官員甚至掏出價值1000 元的購物券，塞到共同社的中國秘書手上，試圖拉攏秘書一起做工作。這反而加重了鹽澤的懷疑，他暗訪了有問題的化工廠并完成了寫作。之后，這篇日文報道因被中國媒體轉載而引發國內關注。后來，鹽澤了解到，當地負責的官員在半年后已被處分。

　　“我算是幸運的。”鹽澤說：“我很少在采訪時與舉止蠻橫的官員面對面，而且日本記者算是比較‘聽話’的類型。”鹽澤口中“不聽話”的代表，主要是指一些敢于和地方官爭吵的美國、英國記者。

　　美聯環球電視記者胡大衛算是其中一位。2008 年10 月17 日，中國國務院頒布第537 號國務院令，公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國常駐新聞機構和外國記者采訪條例》，諸多奧運期間為外媒提供的“臨時便利”都得以常規化。從此，第537 號令也成了胡大衛的“擋箭牌”。在采訪受阻時，他常常扛著攝像機就喊：“憑什么不讓我們進行采訪！溫家寶總理都說過的，我們有權利！”

　　希望多幾個李肇星、吳建民

　　常年跑日內瓦的記者們說，在日內瓦的一些國際會議上，中國官員認為一切媒體報道都會被等同于官方表態。但其實，西方官員常常聲明這是他的個人觀點，不代表官方，然后即可輕松地接受記者采訪。如果個人觀點與官方看法有分歧，或引起媒體另類解讀，他會聲明是記者報道有誤，把責任都推給媒體。

　　在鹽澤看來，中國官員和日本官員對待媒體的最大不同在于：對中國官員來說，接待媒體是宣傳，但對日本官員來說，接待媒體是服務，希望得到公眾的理解，并為此提供服務。

　　林夕和鹽澤有同感。作為英國一家電視臺的駐京記者，她曾參加過中國政府某部門組織的外國記者團采訪長江三峽活動，她把那次經歷形容為“消磨時間的儀式”，因為當地官員在被問及三峽工程可能帶來的負面環境影響時，言辭含糊。而外國記者登上大壩之前，還被安排參觀一些并不感興趣的場所。最后，林夕和她的同事不得不退出采訪團，獨自去采訪那些環保志愿者和三峽移民。

　　在國際上，了解國際會議和傳媒規則，并能夠熟練應對媒體的中國官員都是最受駐日內瓦媒體歡迎的中國官員。比如先后在日內瓦工作過的中國外交官吳建民、沙祖康以及中國前貿易談判代表龍永圖，他們幾乎從不拒絕記者的采訪，語言也有個性。重要的是，他們并沒有簡單順著外國記者的提問回答，反而機智地利用這類采訪將中國政府的觀點傳遞出去。

　　這個隊伍中還有一個人不可或缺——前外交部長李肇星。今年兩會上，作為人代會新聞發言人的他備受青睞，面對外國記者，他幽默風趣，妙語撥千斤——“西方個別領導人盡管工作很忙，自己國家的人民有那么多事要干，但是他們還是抽出時間去見達賴喇嘛”，“個別國家向臺灣出口先進武器，這就相當于弟兄兩個人正在擁抱的時候，有人給其中一方遞上一把匕首，用心何在？”輕松幽默間，立場主張通過對話已清晰地傳達給了世界。

　　慶幸的是，時下越來越多的官員開始意識到與媒體打交道是一門學問，而“如何開口說話”也是對公眾負責的態度。從某種程度上說，中國官員真正“學會對話”，不僅事關自身形象，也關系著國家形象，以及是否可以讓本地區老百姓生活得更有尊嚴。

　　(摘自《國際先驅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