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中國的性產業很發達，全世界70%的性工具生產在中國，另一方面，固有的對于傳統性觀念的管制卻很嚴厲。這是一個很大的矛盾。

　　★采寫/《小康》記者 孫曉青 張旭

　　李銀河說，曾經在中國，性就像一個被丟掉的嬰孩，不受寵愛。但隨著時代的發展，關于性的話題又重新變得坦然。當婚前性行為、試婚、婚外戀、未婚生子等等這些與“性解放”密切聯系的現象屢見不鮮的時候，人們終于發現，60年的光景，中國人的性觀念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羅馬古語中說：“我是人，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

　　從“有沒有子女”到“有沒有快樂”

　　“男女授受不親”的成規一直都讓中國人對性有一種謹慎的戒防。盡管在歷史的長河中，不乏漢、唐開放的年歲，但大多數時候，人們的觀念和身體仍被保守思想禁錮著。尤其在改革開放前，“性”乃最大禁區之一。中國性學會副理事長、著名性學專家馬曉年在回顧解放初那會兒的感受時，十分感慨，“最初對于性哪有像現在這么多的遐想，性對于當時的大多數人來說，不過是為了傳宗接代罷了。”

　　對于性，“前30年控制得很厲害”。那一時期性總是與“生育”、“衛生”、“健康”等字眼相聯系的，人們對于生育以外的性知識幾乎無從了解。從1949年到1977年的這個階段被看作中國性教育的禁閉階段。然而，也有人企圖沖破禁忌。1955年，由北京的王文彬、趙志一和譚銘勛三位醫生聯合編寫的《性的知識》由人民衛生出版社出版。這是1949年以后，我國出版的第一本性科學專著。書中有男女性交時生殖器官狀態的剖面圖，還介紹了一些避孕方法。“事實上，固有觀念對于性的控制仍然很厲害。其中一個醫生在文革的時候還因為這本書被迫害死了。”馬曉年不無惋惜地說。

　　中國人真正感受到性觀念變革是在改革開放以后。1980年，新《婚姻法》的公布和提倡并推行獨生子女政策讓每個家庭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兩個看起來和性并不直接相關的事件改變了中國人此前性是為了生育的觀念。人們逐漸地感悟出，原來性也可以用來表達愛情和尋求身心快樂。

　　阮芳賦的《性知識手冊》和吳階平的《性醫學》是1985年前后的破禁區之作，這兩本書激活了中國的性學。很多人因此才發現原來中國人的房中術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從那以后，人們意識到性可以光明正大地擺到臺面上了，于是在1988年，中國掀起了第一次“性學熱”。

　　“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性醫學剛剛興起，那時候少數幾家醫院成立了門診。當時來看陽痿等男性病的人很多，每天門診前都堵滿了人，很多人在文革時期就感覺到了問題，但卻等了十幾二十年才來看病。盡管人們在醫生面前對性已少有避諱，但傳統觀念的束縛依然存在。當時我們想拍個影像記錄下來，就取門診前一個鏡頭，本來門診前堵滿的人一看有機器拍一下次全跑光了。”馬曉年笑著說。

　　如著名性社會學家李銀河說的那樣，性的開放是經濟發展的結果，經濟發展為性的開放提供了可能。到上世紀90年代，中國社會朝著多元化方向進發，中國人也逐漸接受各種新的性觀念，并開始樂于將其付諸實踐。中國的性觀念日趨多元、開放。

　　從“性格不和”到“性不和”

　　一位社會學家說，一個社會“性開放”的尺度，不在于男性，而主要在于女性，因為在“男權本位主義”的社會里，男性本來相對就是“開放”的。

　　他只說對了一半，女人對性的禁忌不只是因為社會的屬性，也因為生理的屬性。于是，獨生子女政策對女性性觀念的改變顯然更為明顯。專家指出，這一政策減少了女性的懷孕、生殖和哺育，更使她們減少了對可能懷孕的恐懼與擔憂，從而使女性可以投入性生活的時間增加了，女性自身潛在的性欲望和性能力也被解放出來。

　　不同時期的文學作品記錄下了女性的這一變化。上90年代初期，更多的文學作品是抒發性經驗的表達，如陳染的《私人生活》。1996年以后，在“女性文學”上出現了一種新的文化現象，也就是被人們稱為“身體寫作”的時尚女性文學，衛慧以《上海寶貝》中更加赤裸的文字向人們展示都市年輕女性的性觀念，還有棉棉、安妮寶貝等；2003年最為轟動的當屬木子美的《遺情書》，其中露骨的性描寫讓其一夜成名。

　　這些作品傳遞的大量性信息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當今中國女性在性這個問題上的態度：從原來的羞于啟齒，到欲說還休，再到公開討論，最后到質量的要求，其間的變化翻天覆地。

　　2009年3月末，由中國婦女兒童事業發展中心、中國人口協會共同發布的《中國女性性福指數調查報告》中，對自己性生活感到滿意的女性只占32%，而這也大大給女性的工作、生活，尤其是家庭帶來了影響。其中，有63.9%的女性認為影響很大，認為不太大的女性僅占比13.1%。有專家指出，女性對于婚姻中性的期望、祈求和評估標準已經開始超過男性，她們的感知更為敏感和細膩，因此，女性的失落、不滿和改變也開始超過男性。

　　最嚴重的后果是以離婚的方式進行表達。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的離婚率在不斷提高，離婚對數從1985年的45.8萬，扶搖直上到2005年的178.5萬。根據《2008年民政事業發展統計報告》顯示，2008年全國共有226.9萬對夫妻辦理離婚手續，比上年增加17.1萬對，增長幅度達8.1%。

　　“這么多人會離婚，原因很多，雖然更多的理由都是夫妻性格不合之類的，但私下去調查了解，有很多都是因為性問題而分開的，比例很高。”馬曉年表示。對此，很多學者都持相似的見解。有調查顯示，在分析原因時，性的因素占到第一位，占比35%。也有學者認為離婚的主要原因來自婚外情，但更多的學者認為婚外情也是性問題，是配偶和他人的性關系問題。

　　“從性中解放”還是“讓性解放”

　　在中國人的性觀念已頗為開放的今天，也許借用福柯“從性中解放”與“讓性解放”的概念來理解當下中國人婚姻中的某些問題，不失為適。

　　李銀河曾在《虐戀亞文化》中介紹道，西方國家在上世紀60年代和80年代先后經歷了兩次“性革命”。第一次“性革命”的特點是大量的性交與亂交，第二次則注重保持對性的熱情與興趣。對此，李銀河評論道，“從某種意義上說，西方的第一次性革命是性的解放，而第二次性革命卻是從性中解放出來。按照福柯的思路，我們所需要的不是把某種與生俱來的生理或心理欲望解放出來，而是從這些所謂‘欲望’中解放出來。”

　　在中國，人們“從性中解放”及其“讓性解放”的進程似乎是同時進行的。

　　從上世紀90年代起，婚前性行為開始成為中國人的普遍實踐。中國政法大學教授夏吟蘭介紹說，改革開放以前，婚前性行為很難獲得社會的寬容。即便是在文革結束后，婚前性行為致孕也足以讓少女訴諸自殺。“八十年代初，有一次一個加拿大婦女代表團到學校訪問。會上我非常嚴肅地向加拿大專家詢問，在加拿大，有多少年輕人有婚前性行為。加拿大專家聽了笑道，‘你為什么會有這樣的問題？你應該問有多少人沒有婚前性行為。’”夏吟蘭說，“這樣高比例的婚前性行為在當時的中國是難以想象的，但如果今天我們做相關調查的話，恐怕也要反過來設計問題了。”

　　1993年4月，中國第一家性用品店“亞當夏娃保健中心”在北京開業。據說最初來這里買東西的人大多都是立領、口罩、大墨鏡的打扮，而開店人也不得不承受類似“淫店”、“流氓”的責罵。但是今天，人們在面對已屬常見的性用品店時再無半點驚訝，因為開發“性”的愉悅和保健功能早已成為中國人眼中天經地義的事。

　　然而，在性被大量的科學、社會學話語解讀之后，在人本理念得到強化的新一代中國人擺脫舊式性觀念的禁錮，繼而開始主張性權利之后，越來越多的人也開始放棄了對“性”的必要控制，如果控制仍有必要的話。

　　《小康》聯合新浪網有關婚外情的一項調查結果顯示：“經歷過或渴望婚外戀”的男性為60.8%，女性為47.9%——這樣的事實也許可以證明中國人在朝著“讓性解放”的方向已走出很遠了。

　　在人性與制度的關系趨于緊張時，人性時常也會在人本主義的呵護下獲得某種正確性。于是，也許婚外性行為的大量增加也會被視作人“從性中解放”的深刻表現。然而，以此為名的婚外性行為，以及以挑戰制度的方式“讓性解放”，至少目前還無法獲得社會的認同，因為也難免成為對社會道德底線的挑釁。

　　為性教育解套

　　“一方面，中國的性產業很發達，全世界70%的性工具生產在中國，另一方面，固有的對于傳統性觀念的管制卻很嚴厲。”馬曉年說，這是一個很大的矛盾。“中國對性的管制以及對性教育的管制一直都是嚴厲的。”

　　有學者將中國的性教育分為三個歷史階段。1949年到1977年為性教育的禁閉階段、1978年到1987年為性教育的萌動階段，1988年至今為性教育的發展階段。馬曉年認為中國的性教育，尤其是對于青少年的性教育雖然一直都在做，但是做得不夠好，從整體來看，國家對性的管制仍然嚴厲。

　　“可以說國家對性教育是重視的，但由于我國教育體制中過分重視應試教育，忽視了學生的素質教育，中小學的性教育有很多不盡人意之處。很多青少年仍未接受性教育，接受過性教育的學生所受教育的內容中與性法律相關的知識微乎其微。”馬曉年說。

　　性教育“缺位”造成的影響是很大的。馬曉年接觸到的很多咨詢案例都是由于缺乏必要的性知識，或社會上錯誤的宣傳導致的性壓抑等問題。此外，中國高得驚人的人流數從側面也反映出中國性教育的不到位。

　　“瑞典性教育做得很好，他們的人流數控制在3%；英國的控制在5%；美國一些州對于性教育是禁止的，從整體看他們的人流比例是15%。而我國的人流比例高達50%。在我國的不孕癥患者中，1/3的人曾擁有健康的身體，但由于性知識不夠，多次人流后人為造成不能生育。”馬曉年說，“當下應該為性教育解套，別那么多限制，對于必要的圖書、音像制品應該像國外學習分級制度管理，科學地對待性知識和性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