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四月二十五日電(記者 曾嘉)“汪辜會談”舉行十周年紀念日前夕，海協會長汪道涵發表文章說，盡管臺灣當局關閉了恢復協商的大門，祖國大陸仍為能夠早日重開對話與談判進行著持續不懈的努力。作為會談親歷者，他就兩岸同胞關心的對話與談判問題提出三點看法。

　　第一，以什么為基礎進行談判，關系到兩岸關系的性質與和平統一的前景。古今中外的歷史事實說明，從來不存在所謂沒有共同基礎和既定目標的對話與談判。在兩岸談判中，祖國大陸堅持“一中”原則，是堅持包括大陸和臺灣在內的整個中國，這體現了“大陸和臺灣同屬一個中國”的客觀現實。如果僅僅因為臺灣當局更換了領導人和執政黨，就單方面推翻雙方長期以來的共同基礎，甚至要求就大陸和臺灣是不是同屬一個中國進行討論，這是沒有任何道理的。

　　汪老指出，如果不是以“大陸和臺灣同屬一個中國”的理念和中國人的民族情感做基礎，海峽兩岸的談判就失去了改善兩岸關系與追求和平統一的意義。

　　第二，“九二共識”是兩岸在具體談判活動中，為凝聚共同基礎而暫時擱置重大分歧的實例。它說明，雙方對一個中國政治含義看法上的分歧并不影響對“大陸和臺灣同屬一個中國”的認同；也說明，在“一中”原則下，雙方完全可以通過平等協商，妥善解決兩岸同胞共同關心的問題。

　　汪老說，包括辜振甫先生在內的臺灣方面許多當事人都承認“九二共識”的存在。只要臺灣當局領導人尊重歷史、有改善兩岸關系的真誠意愿，在“九二共識”上重開談判并不難。“我愿意再次表明，在‘九二共識’基礎上重開對話，我們沒有提出任何其他超出共識范圍的要求，并愿意充分尊重臺灣方面的意見，繼續擱置政治爭議，這樣，雙方的對話與協商就能夠得到‘雙贏’的結果，必將有利于改善兩岸關系，有利于亞太地區局勢的緩和與穩定。”

　　第三，對于臺灣方面關注臺灣當局的政治地位和“國際活動空間”等問題，祖國大陸一再呼吁雙方在“一中”原則基礎上，通過政治對話與政治談判，找到雙方都能接受的解決辦法。中共十六大報告明確提出“三個可以談”的具體主張，表明大陸對臺灣方面關心的重大問題的重視。

　　汪老回憶說，一九九八年十月，他與辜先生在上海會晤，雙方開始嘗試在坦率的氣氛中就雙方關心的一些政治問題交換意見。為持續推進這樣的對話，他也做好了于一九九九年秋到臺灣訪問的準備。如果不是李登輝的蓄意阻撓，很可能雙方已經積累起一定程度的共識。“我們一再重申，愿意在一個中國原則的基礎上，務實、平等地進行協商，妥善處理臺灣方面關心的問題。兩岸中國人之間，一切問題都好商量。”

　　汪道涵：兩岸對話與談判是和平解決問題的唯一途徑

　　中新網北京4月25日電 26日出版的《人民日報》將發表海峽兩岸關系協會會長汪道涵紀念汪辜會談十周年的文章。文章全文如下：

　　兩岸對話與談判是和平解決問題的唯一途徑

　　汪道涵

　　十年前，我和臺灣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先生載負著兩岸同胞和海外僑胞的殷切期待，受權在新加坡就加強兩岸經濟合作、加強海協與海基會聯系與合作、協商處理兩岸交往中的具體事務性問題等事宜舉行會談，簽署了《汪辜會談共同協議》等四項協議，為推動兩岸經貿往來和民間交流的發展創造了積極的氣氛。這是1949年以后海峽兩岸高層人士的首次公開會晤。會談結束后，江澤民總書記指出：“汪辜會談是成功的，是有成果的，它標志著海峽兩岸關系邁出了歷史性的重要一步。”

　　汪辜會談是在蓬勃發展的兩岸經貿往來和民間交流下催生的，集中體現了兩岸同胞要接觸、要交流、要合作的強烈的民族情感和民族意愿。為此，我代表祖國大陸方面在會談中就加強兩岸經濟合作、發展民族共同利益提出了一系列前瞻性的具體建議，兩會第一次將“雙方均認為應加強兩岸經濟交流、互補互利”的重要共識寫入協議。記得辜振甫先生在抵達新加坡機場時發表談話說，“海峽兩岸，不僅有地理、歷史、文化的溯源，更有血濃于水的民族感情。臺灣與整個中華民族的關系是切不斷的”。1998年我與辜先生在上海再度會晤，辜先生又真誠地向我表示，“心中沒有一個中國，就不會談統一”。因此，我與辜先生的手握在一起，雙方傳遞的是中國人的民族認同和對民族未來的責任與追求。令我欣慰的是，汪辜會談十年來，兩岸經貿交往、人員往來和各項交流迅猛發展，兩岸同胞的相互理解日益加深，共同利益不斷增強，汪辜會談播灑的種子已然開花結果。但令人遺憾的是，李登輝背離一個中國原則、拋出“兩國論”分裂主張。而今，臺灣當局領導人拒不接受一個中國原則、否定兩會1992年達成的各自以口頭方式表述“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共識，鼓吹“一邊一國”，致使兩岸談判的基礎屢遭破壞，海協與海基會的對話與商談幾起幾落。

　　盡管臺灣當局關閉了恢復協商的大門，我們仍為能夠早日重開對話與談判進行著持續不懈的努力。2000年3月以來，江澤民同志一直呼吁在一個中國原則基礎上擱置爭議，重開對話與談判。在中國共產黨十六大報告中，再次提出兩岸對話與談判的新主張、新建議。胡錦濤總書記在參加十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臺灣代表團的審議時，進一步表明了我們的態度。作為汪辜會談和兩岸談判進程的親歷者，我想就兩岸同胞關心的對話與談判問題，談談我的看法。

　　第一，古今中外的歷史事實說明，從來不存在所謂沒有共同基礎和既定目標的對話與談判。在兩岸談判中，我們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是堅持包括大陸和臺灣在內的整個中國。這樣的堅持，體現了“大陸和臺灣同屬一個中國”的客觀現實。對于這樣的一個中國，絕大多數臺灣同胞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如果僅僅因為臺灣當局更換了領導人和執政黨，就單方面推翻雙方長期以來的共同基礎，甚至要求就大陸和臺灣是不是同屬一個中國進行討論，這是沒有任何道理的。以什么為基礎進行談判，關系到兩岸關系的性質與和平統一的前景。如果不是以“大陸和臺灣同屬一個中國”的理念和中國人的民族情感做基礎，海峽兩岸的談判就失去了改善兩岸關系與追求和平統一的意義。

　　第二，“九二共識”是兩岸在具體談判活動中，為凝聚共同基礎而暫時擱置重大分歧的實例。它說明，雙方對一個中國政治含義看法上的分歧，并不影響對“大陸和臺灣同屬一個中國”的認同；也說明，在一個中國原則下，雙方完全可以通過平等協商，妥善解決兩岸同胞共同關心的問題。“九二共識”是歷史事實，包括辜振甫先生在內的臺灣方面許多當事人都承認這個共識的存在。只要臺灣當局領導人尊重歷史、有改善兩岸關系的真誠意愿，在“九二共識”的既有基礎上重開談判，不是一件困難的事情。我與辜先生兩次會談，備受兩岸同胞和海內外輿論的普遍歡迎，充分反映了兩岸同胞希望改善兩岸關系、謀求共同發展的強烈愿望。我愿意再次表明，在“九二共識”基礎上重開對話，我們沒有提出任何其他超出共識范圍的要求，并愿意充分尊重臺灣方面的意見，繼續擱置政治爭議，這樣，雙方的對話與協商就能夠得到“雙贏”的結果，必將有利于改善兩岸關系，有利于亞太地區局勢的緩和與穩定。

　　第三，長期以來，臺灣方面關注臺灣當局的政治地位和“國際活動空間”等問題。對此，我們一再呼吁雙方在一個中國原則基礎上，通過政治對話與政治談判，找到雙方都能接受的解決辦法。然而，臺灣當局一方面回避這樣的討論，另一方面卻執意在國際上從事制造“兩個中國”、“一中一臺”或“臺灣獨立”的活動，這顯然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1998年10月，我與辜振甫先生在上海會晤，雙方開始嘗試在坦率的氣氛中就雙方關心的一些政治問題交換意見。為持續推進這樣的對話，我也做好了于1999年秋天到臺灣訪問的準備。如果不是李登輝的蓄意阻撓，很可能雙方已經積累起一定程度的共識。中國共產黨十六大報告明確提出“三個可以談”的具體主張，表明我們對臺灣方面關心的重大問題的重視。我們一再重申，愿意在一個中國原則的基礎上，務實、平等地進行協商，妥善處理臺灣方面關心的問題。兩岸中國人之間，一切問題都好商量。

　　二十一世紀是海峽兩岸中國人充滿希望的世紀。歷經20多年的改革開放，祖國大陸政通人和，經濟發展，成就頻傳，正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速推進現代化進程。我們對實現和平統一的前景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有信心。海峽兩岸的問題最終還是要靠兩岸中國人自己解決，依恃外力不過是飲鴆止渴。我們希望臺灣的當政者能夠擯除分裂意識，放棄對抗思維，與我們一起求同存異，走和平對話、直接“三通”、共謀發展、共議統一的道路。海峽兩岸的中國人對中華民族的前途負有共同的責任。我們由衷地希望廣大臺灣同胞從民族輝煌的前景出發，與我們一起共同創造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美好未來！(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