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5月16日電 今天的中國青年報報道說，三名法學博士于5月14日，將一份題目為“關于審查《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的建議書”，傳真至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

　　報道指出，和一般的公民向人大常委會提出制定、修改法律的建議不同，這份公民建議書非同尋常之處在于，是公民依照《立法法》規定，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對有關法規進行違憲審查的舉動。

　　這份建議寫道：“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第88條第2款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會有權撤銷同憲法和法律相抵觸的行政法規。第90條第2款規定，公民認為行政法規同憲法或法律相抵觸的，可以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書面提出進行審查的建議。

　　我們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認為國務院1982年5月12日頒布的，至今仍在適用的《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與我國憲法和有關法律相抵觸，特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審查《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的建議。”

　　建議人在落款處鄭重簽名：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俞江，華中科技大學法學院；騰彪，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許志永，北京郵電大學文法學院。三人還有一個共同身份：法學博士。

　　報道說，這份薄薄的公民建議書，以民間形式啟動了要求全國人大常委會行使違憲審查權的程序，罕有先例。“這正是我們三個提交這份建議書的目的所在：促動我國違憲審查機制的有效建立。”公民建議書的執筆人許志永鄭重其事地說。

　　今年同為30歲的俞江、騰彪、許志永，去年7月畢業于北京大學法學院。我國憲政體制、法理學是三個人共同關注的研究方向。許志永偏向于農村問題研究，他說：“關注社會弱勢群體的利益關乎社會公正。”

　　許志永一有時間就去京郊進行實地調查，和進城打工農民聊天，了解到許多進城務工農民的遭遇與困境，很多農民工有過被收容遣送的經歷。

　　而直接引發他們遞交這份公民建議書的動因，是近期湖北青年孫志剛命喪廣州收容救治站事件的發生。

　　“難受，說不出的難受。”面對一個和他們年齡相仿的鮮活生命無辜逝去，三位法學博士道出了同樣感受。而在情感背后，他們更多地融入了法理的思考。

　　因為俞江現在武漢，三個人通過電子郵件往來形式對此事引發的法律問題進行討論，經不斷碰撞修改，幾易其稿，用半個月時間，形成了這份建議書。

　　在公民建議書中，他們寫道：《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的有關規定，實際上賦予了行政部門具有剝奪或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權力。而我國《憲法》規定，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立法法》規定，對公民政治權利的剝奪、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和處罰，只能制定法律。

　　“我們認為，《收容遣送辦法》作為國務院制定的行政法規，其中有關限制人身自由的內容，與我國現行憲法以及有關法律相抵觸，屬于《立法法》中規定的‘超越權限的’和‘下位法違反上位法的’行政法規，應該予以改變或撤銷。為此，建議全國人大常委會審查《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

　　“這不僅是針對孫志剛的個案，我們關注的是制度本身。應建立并啟動一整套完備的違憲審查機制，才能不斷地除弊革新。”

　　對這份公民建議書達到的效果抱有多大希望？面對記者的提問，三位法學博士并未諱言他們的隱憂和尷尬。

　　“《立法法》中規定了公民有提出審查建議權，但并未規定對公民建議的反饋程序和渠道。”俞江的擔心是，“人家想理就理，不想理睬，就可能泥牛入海。對于一般公民來信，往往都轉入部門工作建議了。”

　　但顯然，公民的道義與責任感，給予他們更多的是熱情和冀望。

　　“我們雖然是法學博士，但更愿意以普通公民的身份寫這份建議書，因為憲法意識，每個公民都應該有。”騰彪和俞江真誠地說，我們期盼聽到來自國家最高立法機關的聲音。

　　“不管怎么樣，這也算是以我們三位普通公民的微薄之力，為加快我國違憲審查機制的建立撬動一個缺口。”“推動社會和法律的變革需要全社會的合力，我們愿意做這樣的‘法律志愿者’。”許志永說。

　　中國青年報在配發的“編后”中介紹說，當法律或行政法規涉嫌違反憲法的時候，世界各國通行的做法有兩種：一種是由普通法院受理公民提起的違憲訴訟，典型代表如美國；另一種是國家成立專門的憲法法院或憲法委員會，形成憲法訴訟制度，專司對違法法律和法規的審查，代表者如德國和俄羅斯。但這兩種做法有一個共同點：都是自下而上地由普通公民提起一個訴訟，啟動違憲審查程序。

　　中國的違憲審查程序，《憲法》規定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執行，而2000年頒布實施的《立法法》，則首次賦予了普通公民對違憲審查“提出建議”的權利。

　　文章指出，推進依法治國，絕不僅僅是政府、立法者和法學家的事。法治的進步，需要我們每一個公民的點滴努力。(崔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