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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初愈

　　5月是關鍵的一月。

　　忐忑著度過了“縮水”的五一假期，北京人的心情隨著疫情曲線的一路走低而漸漸走高：每日新增病例數自5月2日跌下100大關后，至5月9日更跌下50關口。而官方也通過各種渠道表達了謹慎的樂觀：疫情正呈波動式下降趨勢。

　　北京人開始試探著從SARS的陰影下走進初夏明媚的陽光，街上行人開始增多，一度空曠的大街上汽車重新排上隊，后海邊的酒吧里又有了喧鬧，飯館準備重新開業，多數人摘下了口罩——這是一個重要的心理指標，表明這座城市已走出了恐慌。

　　北京的向好也帶動了全國疫情“波動式下降”，至5月13日，仍有6個省區保持著“金剛不壞之身”，而福建、湖南、山東、廣西等地均有10天以上未新增確診病例。而一度令人擔憂的上海，在嚴密的防范下并未失守，更是鼓舞了全國的士氣。

　　與此同時，好消息還不斷從周邊傳來：越南成為第一個完全控制住SARS的國家，多倫多也宣稱“完全控制”，新加坡和香港的狀況也一路走好，并且有望促成WHO取消旅游警告。

　　數據和專家的預測顯示：5月可能是一個轉折期。可能是北京的轉折、中國的轉折，進而是全球的轉折。

　　既然是轉折，我們希望向好，但也要提防反彈。有了先前的慘痛的教訓，政府十分擔心過早樂觀和松懈的情緒，一再告誡各級官員和各地人民：疫情尚未完全控制，仍有進一步蔓延的危險，稍有不慎，可能功虧一簣。

　　雖然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渴望自由的呼吸，但現在，還沒有到把口罩扔到一邊的時候。

　　每個中國人都需要反思

　　SARS危機讓我們重新考慮什么是國家，什么是社會，什么是個人

　　文/許紀霖

　　2003年的春天，中華民族再一次“到了最危急的時刻”,突如其來的非典病毒威脅著我們的生存。雖然這是一場公共衛生的危機，但在其背后，潛伏著我們這個社會多少年來積淀下來的某種危機和缺失。民族國家認同、社會自組織運作和個人精神信念這三大要素的匱乏，不得不引起我們的反思。

　　國家

　　當前，中華民族面臨著一個共同的敵人：不是人類世界的敵人，而是微生物世界的病毒。但就像對付日本鬼子一樣，如果民族不團結起來，我們就會受到它的統治和奴役，甚至毀滅我們整個民族！不過，中外歷史表明：民族危機的時刻，也是建立民族國家認同的最好契機。在這次危機中，特別是在中央高層處理了兩位瀆職的政府高官之后，全國民眾表現出了對民族國家共同體強烈的認同感。在這以前，除了在女排奪冠、足球出線、申奧成功這樣的時刻，我們很難看到這種向心力的表現。

　　但是人們發現，中國的公眾卻苦于沒有合適的表達自己愛國情感的方式。過去人們都是被動員式地表達自己的民族情感。一旦有了自覺表達的需求，卻喪失了表達情感的空間、方式和儀式。比如，國旗作為現代國家的圖騰，是一個很好的象征物。在9·11事件以后，在美國可以看到各地的民眾在家里、汽車里紛紛掛起星條旗，以此表達對國家的支持和認同。但在我們國家，國旗很少是公眾表達情感的載體。

　　不久前的一天，一輛出租車上掛起一面小國旗，這很讓人驚喜，第二天，當看到每輛出租車上都飄揚著五星紅旗時，才明白原來是按照上級統一的布置，歡慶五一！

　　為什么我們不能通過對國旗的自由使用，表達我們對國家的真實情感？為什么國旗只能是國家意志的象征，而與我們公眾的真實情感無關？問題究竟出在哪里？

　　我們不僅喪失了表達愛國的渠道，還喪失了表達愛國的語言。在電視上，看到不少醫務人員、軍人、小孩在表達與國家同心同德，不怕犧牲，抗擊非典時，語言貧乏，真是急死人。我們相信他們是真心誠意的，但是他們的語言聽上去是那樣的空洞、無力。中國人真的已經喪失了真實情感的表達能力嗎？是被我們的媒體強制過濾了？還是做老師的責任，讓孩子從小學一年級起，就只會使用統一的標準答案？

　　在這次非典危機中，北京是災難最嚴重的城市，不管其最初原因是什么，作為中國的首都和祖國大家庭中的一員，理應獲得全中國的同情和聲援。但在這次非典危機中，人們聽到和看到的，更多的是對北京的歧視和指責。雖然大家知道，各地對北京的實質支持是不少的，比如在北京需要口罩的時候，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批示要求上海全力支援，雖然這時上海也缺口罩。但同時我們也看到挖斷國道、對北京人圍追堵截的場景。北京雖然缺醫療用品、缺醫務人員，但最缺的是其他地區道義的支持和精神的關愛！

　　在這一時刻，中國人的本能反應又是十分傳統的。缺乏現代民族國家的整體意識，比較9·11以后美國人的眾志成城，真是讓人們感慨萬分。

　　中國人對民族國家共同體的認同情感還很膚淺，我們不是沒有這種情感，但一旦與我們的另外一些認同價值，比如家庭、家族或地方利益發生沖突，通常會把那些價值看得比國家的價值更高。中國社會，就像費孝通先生所指出，是一個以自己為圓心的“差序格局”，自我利益是最重要的，其次是家族、村莊、地方的利益，最后才有可能是國家的利益。從晚清到現在，一個多世紀過去了，中國人是否真正建立起現代的民族國家認同呢？

　　社會

　　這次抗擊非典的戰役，完全是由政府主導的，采取了傳統的行政動員、發動群眾的人民戰爭方式。雖然很有效，但也暴露了一個問題：改革開放以來所建立的各種自組織系統，在這次戰役中，基本無用武之地。一個社會，假如在危機來臨時，只能被動地依賴行政的垂直動員和控制，而無法啟動自身的自組織系統，這本身就潛伏著一種危機。

　　有一些網友們在網絡上激烈地批評政府，認為這次危機政府必須承擔責任，甚至說，假使他個人得非典的話，要通過法律追究政府的責任。我們可以理解他們的憤怒。但在這些貌似激烈的反抗言論背后，隱藏著某種全能主義社會的臣民心態。所謂臣民心態就是認為這個社會和個人所有的問題都是應該由政府負責的，既然這個社會出現的任何問題都是政府的問題，那么我就有權利追究政府的責任。臣民心態可以是以正面的“順民”形象出現，也可以以反面的“逆臣”方式形態表現出來，但二者背后的邏輯和預設是一致的。他們沒有意識到，在這場災難面前，個人和社會應該擔負什么責任，除了批評和監督政府之外，作為獨立的公民和社會成員，還能夠做什么？

　　一個自由民主的社會，假如它的民眾缺乏公民和社群意識，同樣會出現不堪忍受的混亂。海峽對岸的臺灣非典也很嚴重，形勢一度失控。臺北和平醫院被大面積感染，被隔離之后，有些醫務人員借口人權，竟然違背隔離令，帶頭逃跑。而新竹市市長為了所謂當地選民的利益，也去堵截運送患者的車輛。一個現代的社會不僅要講個人的權利，同時也要有公民的責任感，對公共利益的責任感。在加拿大，亞洲回去的加拿大公民不用政府強制，都是自覺地在家里隔離兩周，這是成熟的公民社會中的自覺。

　　我們今天對自由民主社會了解太膚淺，似乎只要有了權利意識，有了個人自由和民主制度，就是一個理想的社會。我們沒有看到，西方自由民主社會的另外一個很重要的資源就是社群。西方的人際關系中，除了市場和法律的權利關系之外，還有各種形式的情感聯系，因而特別具有人情味。在中國的文化傳統中，不是沒有人情味，但只是發生在熟人之間，在陌生人當中，不要說人情，連起碼的交易信用都可以不遵守！這樣的傳統社會一到現代都市生活，人際關系就表現得特別冷漠。

　　現代的城市是一個高度流動的空間，現代都市生活剪斷了與以前傳統社群的聯系，把你拋到一個完全陌生和非人格化的空間之中，如果都市中缺乏社群生活的話，這個社會是經不起災難打擊的。北京這次的悲劇就在這里。北京的人口流動性非常高，許多北京人都對北京缺乏認同感，更別說這么多外來人口了，這次逃離北京的大多是學生和民工。北京對于他們而言僅僅是一個賺錢和拿文憑的城市，他們和北京的關系是很脆弱的，社會上也沒有宗教、道德、文化或地域性亞社群讓他們留戀。人之所以感到恐懼往往是背后缺乏社群的支持，讓他感到孤獨，無以面對突如其來的恐怖，剩下一條路，只有逃離。紛紛逃到自己的老家，因為在老家，還有他們所依賴的社群：家庭、家族、鄰里等等。我們這個社會太缺乏各種各樣的亞社群了，即使有，也缺乏體制化的保障，中國的大學現在普遍禁止成立同鄉會，這個問題值得我們重新反思。

　　個人

　　在這次非典危機中，很多人患了非典恐怖綜合癥。呈現出一種群體性的癥狀。比非典病毒更難應付的，就是這樣一種精神性的病毒。如何使自己在災難時刻獲得對生命和生活的信念，成為一個勇敢的公民，如何在世俗社會中獲得神圣性，這是一個個人選擇的問題。在網上北大一個留守在校園的新生寫帖子，講到他在經歷了最初的恐慌之后，省悟到“北大精神并不僅僅是面對成功與喜悅的激情昂揚，也應該有面對危機災難時候的冷靜、沉著、不盲從——不是我們每個人都需要并且能夠上前線——治療、護理非典病人。我們能做的就是保持自己平靜的心態，不恐慌，不盲從，并且不把任何不健康的情緒傳染給別人；盡可能多地給他人以關懷。”有網友在跟帖中稱贊說：這也是一種英雄！世俗時代的英雄不必刻意轟轟烈烈去做什么事，只要保持平常心，做平常事，也意味著戰勝了荒謬。

　　這是一個災難的時刻，也是一個充滿希望的時刻。這樣的時刻對許多人來說或許一生只有一次。能否在這樣的時刻實現對自我的升華，在于每個人的自我選擇。人們希望，危機過后，會給我們這個民族和每一個人留下一些有價值的東西，而不僅僅只是陰暗的回憶。-(作者是華東師大歷史學教授)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2003年第1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