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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師死了，經典舊了，象征著大師精神的三大歐洲電影節也越來越步履蹣跚。

　　我們依稀感受到戛納電影節已不再是韶光綻放的絕代佳人

　　隨著伊拉克戰爭的偃旗息鼓，不顧SARS虎視眈眈的滲透威脅，戛納電影節的如期而至給這個創痛連連的世界帶來了一絲玫瑰色的暖調。戛納，這座平時并不出眾的法國南部小城再度星光燦爛。

　　如云的泳裝美女裝點著棕櫚海灘，每一家豪華飯店都張燈結彩；電線桿上飄揚著電影海報與五彩小旗，“電影萬歲”的口號鋪天蓋地。紅地毯上走來眾多明星大腕，任由全球娛記搶奪他們最曖昧的笑容；年輕的從邊遠地區朝圣而來的電影新人們誠惶誠恐，一心等待著金榜題名帶來的榮華富貴。

　　雖然一切仿佛都完美得像在童話電影里一樣，但從眉心鬢角隱現的一絲疲態，從全球媒體三心二意的報道里，還是讓我們依稀感受到戛納電影節已不再是韶光綻放的絕代佳人了。

　　乏善可陳的20部作品

　　本屆戛納電影節依然有它值得自傲的前期成就：81個國家的將近2500部電影都曾被戛納選片人的法眼逐一掃描過，但打進“競賽單元”菜單的卻只有區區20部，可見標準的嚴苛獨到。

　　就任評委會成員的著名影人中，有斯蒂文·索德伯格(很不幸，他被不少國內媒體誤以為是斯蒂文·斯皮爾伯格)一類好萊塢實力派和姜文這樣的亞洲土豪，比起去年由鞏俐任主席的威尼斯影展評審團看上去更嚴肅一些。各項次要活動的主持人也都是曾經威震一方的影壇高手：塞爾維亞頭牌導演埃米爾·庫斯圖里卡(代表作：《地下》、《黑貓白貓》)掌控電影節的“短片單元”；德國“新電影運動”碩果僅存的老將維姆·文德斯負責“金攝影機單元”，意在提攜鼓勵全球電影界的新人新作。

　　但這一切并沒有跡象顯示戛納電影節的20部參賽作品中，能有多少部會讓我們心悅誠服地禮贊致敬。

　　是的，我們將矚目丹麥導演拉斯·馮特里爾的《狗城》(Dogville)，因為他發起過勇猛的Dogma’95運動，曾宣誓用質樸的影像去沖擊好萊塢虛假奢華的電影風格，但今日的拉斯·馮特爾似乎離好萊塢越靠越近，正踏上諸多歐洲電影前輩慢慢被好萊塢融和同化的不歸老路。

　　我們也將觀望幾位法國新老導演聯袂爭奪與他們絕緣多年的金棕櫚大獎，法國電影人近年來雖然佳作迭出，幾乎成為抗衡美國商業大片的最主要力量，但他們對法式精致文化的過度自戀以及沉迷于情愛倫理的狹小格局，令法國電影在近年來始終沒能產生震撼人心的傳世力作，今年這幾部參賽作品似乎也不例外。

　　我們還將樂于追隨伊朗的美女導演薩米拉·馬克馬巴夫，以及她所接過的伊朗人道主義電影旗幟，但近兩年伊朗電影在風格上的日趨雷同與在思想內容上的逐漸弱化，也不復20世紀90年代中葉時那般鼎盛輝煌。

　　美國的老牛仔科林特·伊斯特伍德與英國的老朋克彼得·格林納威也來助興，他們算是承襲了經典電影時代最后一抹余暉的江湖老客，在“后現代”電影的時代浪潮里不知還能否揚帆破浪。

　　當然，中國導演婁曄的參賽電影《紫蝴蝶》還是寄托著不少國內影迷們的熱切期待：這部得不到多少國內票房的“上海武工隊”式的電影，會在戛納的電影宮里一鳴驚人嗎？

　　大師死了經典舊了

　　今年的戛納電影節還有一樁重要的活動，就是紀念意大利電影大師費里尼逝世十周年。這位畢生將電影視為神圣藝術的大導演在執導他最后一部作品的時候，曾經手執導筒黯然自語地問：“我們還能再拍電影嗎？”

　　而他去世之后十年，卻正是電腦特技日益滲透于電影創作，將這門光影藝術改造為數字游戲的“美麗新時代”。

　　十年以來，我們深陷于電腦生成的奇幻世界不能自拔：侏羅紀的恐龍、魔法師們的魔戒，甚至虛實莫辨的網絡世界在今年的戛納電影節上隆重獻演的美國影片《黑客帝國2》，就是當代商業電影制作的最佳范本：巨額的資金投入、大牌的電影明星、無所不在的電腦特技以及平庸老套的續集故事(當然，帶幾手東方的武打動作和哲學玄思似乎更有時尚的風味)——我們的觀眾越來越癡迷于這種視聽快餐的炒作，因為21世紀的大眾電影文化已經免除了我們頭腦的徭役，新一代的電影看客們不再將思考擺在首位，而是將這門一百多年的老手藝看作是與他們的網上聊天、電子游戲無甚區別的閑暇消遣。

　　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并無過錯，這畢竟是一個精神生活極大豐富甚至有些泛濫失控的時代，一個擺脫了半個世紀世界大戰而又締造了若干場“電視直播戰爭”的時代，刺激永遠來得直接而真實，就在筆者撰文的兩天里，全世界因恐怖襲擊又斷送了幾十條人命——還有什么電影比這個更能觸動人性的痛處？

　　而習慣了被高舉過頭為萬民歌頌的第七藝術女神卻有些錯位的失落，代表著電影藝術人文訴求的老電影人都悄然隱退了，這是一個后大師電影的時代。如果說還有誰期冀從新世紀的電影中找到塔爾科夫斯基或伯格曼式的終極追問，那么他的視點只會落在昆汀·塔倫蒂諾或周星馳們怪笑的鬼臉上。

　　是的，大師死了，經典舊了，象征著大師精神的三大歐洲電影節也越來越步履蹣跚。曾經代表了電影界至高榮譽的金棕櫚、金熊和金獅光輝日漸黯淡，也許是因為電影在大眾文化生活中越來越邊緣化，也許是因為作為受眾的我們越來越不在乎權威們的判斷與裁決。還有誰能記住一部一兩年前的獲獎電影呢？就好像一周以后，還有誰能記住戛納影展開幕式上那幾張美麗的面孔呢？

　　我們生活在一個如此瞬息萬變的年代里，甚至可以用手機來攝錄影像，用互聯網將它們發布給全世界。一個影像民主化的時代正由數字革命的大潮奔涌而來，它將使“造夢”成為個人與他的電腦終端之間的私事。

　　再過十年，也許我們的下一輩會愕然地問道：電影節？我們還需要它嗎？

　　戛納能給中國影人怎樣的美夢

　　然而對于中國的電影人而言，至少在今天，戛納依然是他們的美夢，雖然有那么多人為它吃過苦頭，受過折磨，甚至一搏成功的幸運者也難逃才華早衰(如前影帝夏雨的逐漸無聲)、片場禁拍(如姜文被《理發師》劇組拒之門外)的下場，但包括第五代在內的電影導演們依然不悔地將他們的作品送到法國人的鼻子底下，千方百計，明投暗遞，甚至不惜斷送在國內公映的機會。

　　婁曄只是這浩蕩大軍中的一員，他的《紫蝴蝶》也不過是這場潮流中新一波沖浪的帆板。這部至今還沒有和國人見面的電影，講述了一個抗日時期上海除奸隊的愛情故事，從坊間寥寥的幾句介紹中看不出有什么特別的高妙之處。如果容我大膽的臆測，它的入選戛納或許和前年姜文那部《鬼子來了》多少有些主題上的微妙聯系——看看中國的城里人又是怎么和日本鬼子逗悶子的，間或讓喜歡懷舊的法國人品一品“舊上海”的風情。

　　國人的“同題寫作”并非沒有先例，張藝謀的武俠大片《英雄》明顯是想借李安《臥虎藏龍》的東風，再在奧斯卡上撈一把好處，可惜這種亦步亦趨的法子不太討美國人的歡心，《英雄》無功而返，多少讓那些競拍武俠片的師傅們少了些非分的念想。

　　如果我們的目光更為現實一些，婁曄們的戛納命運其實并不是當下中國電影業最值得關注的事件。在SARS的陰云籠罩下損失慘重的諸多產業之中，電影產業無疑是首當其沖的一個。

　　如果說旅游業、交通業、餐飲業在疫情平穩之后無疑將迅速復蘇的話，中國的電影產業卻可能遭到更為長期的影響最關鍵的是，我們多年以來聚集在一間密不透風的黑屋子里看電影的傳統，在SARS的恐怖威脅下還將會繼續存在嗎？如果電影院因觀眾的流失而關門大吉，就意味著這一產業失去了產品流通的終端市場，也意味著它行將走向死亡的邊際。

　　顯然不可能在SARS疫情一結束，大家就會蜂擁回到電影院，在這種情況下，整個業界的救亡圖存才是最緊急的要務，而某部作品是否贏得了國際影壇的褒獎其實并沒有太大的意義——有道是“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看著北京街頭門可羅雀的電影院，屈指計算著遙遙無期的重張時間，戛納紅地毯上的美妙風光似乎遠在另一個星球之外。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 作者：朱靖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