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6月4日電 而由非典所引發的一系列法律問題不僅直接關系到維護社會安定團結的局面，更與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息息相關。據法制日報報道，有律師指出，目前涉及非典防治的犯罪行為主要有六種，律師更通過一些案例來加以分析說明。

　　2003年5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布了《關于辦理妨害預防、控制突發傳染病疫情等災害的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簡稱“兩高解釋”)。就此，法制日報采訪了中華全國律師協會刑事法律專業委員會委員、大連市人大代表、遼寧陽光律師事務所羅力彥律師。

　　問：“兩高解釋”主要解決的是如何處理與非典防治相關的犯罪行為，那么在實踐中都有哪些與非典防治相關的犯罪行為呢？

　　羅力彥：目前涉及非典防治的犯罪行為主要有六種：

　　第一是妨害非典防治的行為；

　　第二是銷售劣質醫藥用品的行為；

　　第三是擾亂社會秩序的行為；

　　第四是嚴重擾亂市場秩序的行為；

　　第五是趁非典防控之機進行一些違法犯罪活動；

　　第六是有關部門、機關的工作人員濫用職權或失職的行為。

　　問：某省一個農民范某用自己的面包車從北京偷運回四名同村進京務工人員，當地衛生防疫部門得到信息后，立即采取措施將四名返鄉人員隔離，并對范家進行全面消毒，范某不僅不配合而且以暴力攻擊防疫站工作人員，致使多名防疫站人員受傷，如果因為范某的行為造成疫情的傳播，范某的這種行為是否也構成過失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犯罪呢？

　　羅力彥：首先可以肯定的是在本案中范某已經構成妨礙公務罪，至于是否構成過失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應視范某是否明知自己或運回的返鄉人員已被確診為非典患者或者疑似病人而定。如果范某及四名返鄉人員明知自己或同行的人被確診為病人或者疑似病人的，仍抗拒衛生防疫部門采取的措施，造成突發傳染病傳播的，就應當按照過失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和妨礙公務罪定罪，實行數罪并罰。

　　問：如果在非典疫情發生過程中，有人故意把非典病原體或者非典污染的物品拿出去扔到人群堆里，又應當如何認定呢？

　　羅力彥：如果故意拋灑、丟棄有病毒的物品或者故意把非典病原體或者非典污染物品扔到人群中，從而造成傳染病傳播，其行為在主觀故意、犯罪手段、客觀后果上就完全符合了投放危險物質罪的構成要件，完全可以按照投放危險物質罪定罪處罰。

　　問：一名駕車闖非典消毒關卡的出租車司機不服從有關工作人員對其進行檢疫的要求，欲強行闖過，并恐嚇工作人員說：“我是黑社會的，你敢不讓我走？”并對工作人員大打出手，影響很壞，其行為是否構成犯罪？

　　羅力彥：構成妨礙公務罪。根據“兩高解釋”第八條，以暴力、威脅方法阻礙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紅十字會工作人員依法履行為防治突發傳染病疫情等災害而采取的防疫、檢疫、強制隔離、隔離治療等預防、控制措施的，依照刑法以妨礙公務罪定罪，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罰金。

　　問：有人對執行隔離任務守衛人員進行辱罵、恐嚇、人身攻擊，欲進(出)隔離區，不知是否是違法行為？

　　羅力彥：對執行隔離任務的守衛人員進行辱罵、恐嚇、人身攻擊，構成妨礙公務罪。但如果這種行為造成了疫情的傳播，則應按過失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

　　問：前一段時間，互聯網上出現了惡意夸大某些城市疫情的情形，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也紛紛將此信息傳給親友提醒，對這種現象應當如何理解呢？

　　羅力彥：必須分清這是不是恐怖信息，對編造與突發傳染病疫情有關的恐怖信息，或者明知是編造的此類恐怖信息而故意傳播、嚴重擾亂社會秩序的，以編造、故意傳播恐怖信息罪處罰。那種不知道是虛假信息，而傳給親友提醒的行為不屬于這種范疇，但還是希望大家能正確地對待各種有關疫情的信息，對來源不明的可疑信息保持應有的理智。

　　問：防治非典的藥品、物資的價格突然長了一倍或幾倍，是否應追究法律責任？

　　羅力彥：根據“兩高解釋”第六條，違反國家在預防、控制突發傳染病疫情等災害期間有關市場經營、價格管理等規定，哄抬物價、牟取暴利，嚴重擾亂市場秩序，違法所得數額較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依照刑法以非法經營罪定罪，依法從重處罰，情節嚴重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違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罰金；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處違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罰金或者沒收財產。

　　問：有人打舉報疫情的電話，接線人員不是在第一時間內受理、解決問題，而是推辭、推諉，怎么處理？

　　羅力彥：如果導致傳染病傳播或者流行，情節嚴重的，以傳染病防治失職罪定罪，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問：某省有一個下崗職工張某，臨時受防疫站委托參加本次疫病防治工作，但他并不屬于防疫站的職工，由于他工作的不負責任導致傳染病傳播，是否也會為此遭受處罰？

　　羅力彥：這里實際上涉及到一個刑法上國家工作人員范圍的問題。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在職務犯罪中國家工作人員范圍的規定以及“兩高解釋”，張某雖然沒有國家工作人員的身份，所從事的工作也屬于臨時性質，但由于其受防疫站委托依法從事公務，因此在刑法上對張某也應當按照國家工作人員的規定處理，也就是說張某的行為已經構成刑法第409條規定的傳染病防治失職罪。

　　問：“兩高解釋”是從2003年5月15日起開始施行，那么對2003年5月15日之前發生的與非典防治相關的犯罪行為應當如何處理呢？

　　羅力彥：司法解釋不是對立法的一種修改或者是填補空白，只能是對法律的一種完善，它不能修改法律，只可以細化法律。因此在非典期間發生的犯罪實際上觸犯的是刑法的規定，所以司法機關現在正在辦理的案件和今后辦理的案件，都可以根據刑法的規定適用司法解釋。當然已經審結并作出生效判決、裁定的案件一般就不再適用該解釋重新處理了。 　 (來源：法制日報，作者：劉愛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