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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絕大多數人知道羅剛這個名字，是在網上論壇或是網友互傳。而在傳統媒體中，對這個湖南人和由他身上引發的一場軒然大波幾乎只字未見。即便在記者前往長沙采訪時，有關官員在私下對羅剛表示同情之余，仍然說：“過了這么久了，我看沒必要報道了吧。”

　　顯然，對這起發生在三個月前的事端，一些人希望公眾忘卻。但公眾在網上的討論卻愈演愈烈——以致于羅剛本人對自己驟得大名也頗感突兀——2月25日至5月22日，他一共收到了1573封郵件，其中113封來自國外。

　　如果不是因為2月25日凌晨的那檔節目和在節目最后3分鐘的那個熱線電話，羅剛仍舊是湖南人民廣播員臺知名欄目“心靈之約”的主持人。但，他的命運皆因一個“日本人”的突然出現而改變

　　本刊記者/唐建光吳佩霜

　　事情發生后，羅剛和當晚的導播鄭義均被辭退，相關主管人員也受到處分。欄目在第二天被取消。

　　5月20日晚，羅剛在長沙一家酒店的大堂內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

　　當時沒想到事態嚴重，我只表達了一個普通國人的情懷

　　其實這件事情很簡單。在長沙，我就是一個電臺談話主持人，這種節目在全國的每個城市都有，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話，我只是一個很坦率的北方人，有些事情我敢講而已。

　　那天是一個很普通的日子。但那天很怪，我平時不穿西裝，那天就穿西裝打領帶，莫名其妙。

　　我的節目叫“心靈之約”，每周一三五。一直搞了四五年。節目是11點到12點半。

　　12點10分左右，導播在外面的動靜比較大，意思是這個電話比較好，是一個日本留學生想談中日關系。

　　我把電話接進來了。那個人先叫我羅剛閣下，我還是一慣地調侃說別叫我“閣下、陛下的”，調侃幾句就開始了。實際上，我一聽他開始讀文章，就意識到措辭變了，說“支那人”怎么怎么的。

　　那瞬間我聯想到太多東西了。我搞了十年新聞，知道應該怎么做。當時我的想法很簡單，就是講講也無妨。現在很多人傳言說，我中了別人的套，答應給他三分鐘時間，就得兌現承諾，實際不是這樣。我當時沒有掛掉，是因為想等他講完。

　　那天晚上我有三大后悔，一是我覺得我回應得太輕；二是沒有把節目時間延長；三是沒有向聽眾告別。

　　我最后只是說了一句“那就這樣吧”。我沒有想到我十年的廣播生涯就是以這樣的方式說了再見。

　　當晚，這個城市“爆炸”了

　　后來我回家了。當天晚上這個城市就“爆炸”了，但我并不知道。有些大學生開始唱歌，砸酒瓶子，睡不著覺，然后撥“110”。當天“110”接到200多個電話，然后去了四部警車去電臺問怎么回事。

　　但是我都不知道。我的習慣是跟朋友吃完宵夜，回家聽聽碟看看書，到五六點鐘時把手機一關，電話掛起來，開始睡覺。

　　第二天11點鐘打開手機。不到一分鐘，就有一個電話打進來，是湖南農大團委的一個干部，很急地對我說：“羅剛，你接的什么電話？我們的學生很憤怒！”

　　我還開玩笑說：“憤怒針對我本人還是日本人？”他說：“是針對日本人，現在農大海報貼滿了，警察也來了，和老師及學生干部一起在平復學生的情緒。”

　　第二個電話是我們臺長打來的，讓我下午去一趟。

　　我到了臺里，臺長還沖我笑。我問：“明天節目還上不上？”他說“明天恐怕就不上了吧。”顯然他也不知道事態會發展成么樣。

　　但下午到總臺開會，我才感覺到事情不那么簡單。臺長們一個個表態，“出了那么大的事故，我們有責任。”最后臺長對我說，“明天你要到公安局去一趟。”

　　第二天，我就和我的主管副臺長和導播鄭義到了公安局，第一件事是要我寫一個經過，我已經寫好了。他們很吃驚，實際上我當天凌晨熬夜已經寫了。下午他們告訴我，據可靠消息，這個人不是日本人，而是中國人。他可能還要打電話來，可能還會跟你談。

　　第二天，據說這個人被抓，我很意外。

　　從2月26號開始，節目就取消了，原來的時段一直放愛國歌曲，持續了5期。現在這個節目搞成了讀點文章，放放歌，比較浪漫的東西。

　　不要以為不說就可以忘卻

　　說實話，我是一個偏激的人。平和堂(長沙一家中日合資商場)我從來不去。去年小泉第二次參拜靖國神社的時候，我當時就給一個開酒吧的朋友打電話，說你應該掛一個橫幅，中國民間應該有聲音。他馬上掛了一個橫幅，寫著“強烈抗議小泉參拜靖國神社”。這種情懷不是假的。

　　新聞周刊：作為節目主持人，你是否認為政治性談話需要分寸？

　　我的判斷是該掛斷這個電話，我搞了十年的新聞，知道這是應該掛斷的，但是我沒有。電臺直播有六秒延時，如果當時他一說“支那”我一掛斷就沒事了。當時我們副臺長打電話給導播，要我把電話掛斷。好像導播沒有告訴我，但即使告訴了我也不會掛斷。

　　這事我考慮到了，但我沒考慮到影響有這么大。那個時刻我判斷了很多事，第一我判斷剛過春節，很多學生沒回來。第二我判斷這么晚了，電臺節目還有那么多人聽啊？

　　但(沒掛斷)最主要的原因很簡單，我要讓大家明白，這就是日本人。

　　不要忘記過去，不要把中國人所受的苦難忘了。不要以為不說就可以忘卻。這就是我的目的。

　　新聞周刊：你因為什么理由受到處分被辭退？

　　說是因為接聽了某日本人的電話，在社會上造成了不好的影響。

　　新聞周刊：有意見說，那個人的話也指出了中國人的一些缺點，值得中國人反省？

　　我不需要考慮他所說的缺點是真是假。如果一個人說我胖，我可以接受；但如果他說我胖得像頭豬，問我是對還是錯的時候，我就不想聽了。

　　新聞周刊：那么像你所理解的這種中日關系，何時才是盡頭呢？

　　盡頭就是日本人道歉，把靖國神社里的戰犯神像搬出去，每一個首相就職演說，都應該先說“對不起亞洲人民，對不起中國人民。”這就是我期待的中日關系。

　　誰是“小原正太郎”？

　　2月25日，打進電話的“小原正太郎”，自稱是在長沙求學的日本留學生。但關于他的身份，此后引出諸多猜疑。

　　隨后，外界對于“小原正太郎”的身份有多個版本的說法，其一說此人的確是某大學的日本留學生；其二說此人是湖南益陽農民，在高校周圍以賣文具為生；其三說此人是一著名高校在校大學生。

　　據羅剛稱，他獲得的消息是，此人已被警方抓獲，名叫梁少男。據稱，作案的動機是為了“出名”和“惡作劇”。

　　幾經周折，一位知情者向記者描述了梁少男被捕過程。

　　事發后次日，即2月26日下午大約4點過，“小原正太郎”又打電話到湖南人民廣播電臺經濟頻道找到另一位女導播，說他后天要從上海回日本了。兩人約好當晚6點半，在一家超市的麥當勞見面。

　　之后，電臺方面查看了電話號碼，是在從長沙河西打來的，隨即與公安部門取得聯系。

　　6點15分，經濟頻道5個人和3名警察來到了麥當勞，分頭坐下。大約6點半，進來一個人，大約1.65米左右，很瘦，戴著一副很厚的眼鏡，“發型和《地道戰》里面的那個漢奸翻譯一模一樣”，挎著一個很大的單肩包，上身是灰色的舊夾克，下身是一條青藍難辨的舊西褲，腳上是旅游鞋。

　　他去買了兩人份的套餐，坐下來就吃。到6點40分的時候，他請鄰桌一位客人(正好是電臺的副臺長)幫忙看一下東西，就出去了。副臺長發現他是純熟的湖南益陽口音。

　　此時，女導播的手機響了，“小原正太郎”說他明天要坐飛機到上海了，所以今晚沒法來見她。

　　幾分鐘后，那個人又進來了，電臺有人過去搭訕，并向他借報紙看，證實此人說話很像打進羅剛節目的那個聲音。

　　此人吃完飯后出了麥當勞，即被警察以查身份證為名攔住。身份證顯示他是益陽人，但警察不能確定他是不是打電話者。

　　后來查出，女導播手機上顯示的號碼是麥當勞旁的一個公用電話。由此判斷即是此人。

　　大約8點鐘，手機又接到此人電話，號碼來自湖南大學校區。他說他明天要走了，女導播問他宿舍電話。按他說的號碼打過去，果然是湖南大學留學生宿舍，住的是日本留學生和韓國留學生，但對方否認有這個人。

　　此時，警方已通過線索抓住了正在湖大校區的一個IC電話前打電話的“小原正太郎”。在他身上搜出了給羅剛打電話時的文稿，還有一些各地女性向他表示仰慕的來信。據后來知悉，他曾在一家雜志上以一個日本人的名義刊登了征友啟事。當晚審訊后知道，他是益陽農民，37歲，已離異，有一個女兒，現在長沙一個民辦大學學藝術。

　　后來有人揭出，當晚梁所念文章來自2000年1月19日《中國青年報》“青年話題”欄目所載文章，為該報轉引網上名為長谷川弘一的日本留學生的帖子。據記者事后比較，基本內容相近，惟措辭稍有不同。

　　湖南大學新聞系一位學生告訴記者，當同學們聽說打電話者系中國人假冒之后，情緒就漸漸平息了，“只能怒國人之不爭”。

　　穿越歷史的迷霧

　　圍繞歷史問題的摩擦在一定時期內將依然不可避免，這尤其需要兩國政治家拿出遠見和智慧，來化解民間的對立情緒

　　本刊記者/胡奎

　　馬立誠，人民日報評論部主任，在2003年1月，發表了一篇文章：《對日關系新思維——中日民間之憂》。

　　該文的核心觀點是：中國要有戰勝國和大國的氣度。

　　“戰爭畢竟已經過去了近60年。拋棄舊觀念，啟動新思維，實為當前切要。”

　　高企不下的民意門坎

　　馬立誠在此后至今的幾個月里，一直陷于中國網民們的圍攻，許多網民們毫不客氣地將他稱作今天的漢奸，包括一些學者在內的人士也在公開的言談之間對其文章嗤之以鼻。

　　不過，在日本海的另一面，情形是截然相反，馬文被許多報刊紛紛轉載，并引起各派日本人士的普遍叫好。

　　這注定是一篇會引發爭論的稿子。馬立誠表示，這篇醞釀已久的文章已經達到了目標：啟動人們的新思維。

　　在最近接受中國《新聞周刊》的訪問時，他說言，“文章引起了中日兩國高層的某些反應。”中國社科院近日組建“東亞戰略論壇”，中日關系問題被視為一個核心課題。馬立誠被選為這個論壇的副理事長。

　　恩恩怨怨，糾糾纏纏，似乎注定是中日關系不可回避的現實。民間情緒的對立，成為擺在中日關系面前的障礙。

　　近日，正當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和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圣彼得堡力會晤時，日本內閣政治協調部長麻生太郎(二次大戰后日本首相吉田茂之外孫)卻在東京大學演講會上說，“日本無法與鄰國中國和韓國有一樣歷史觀。要知道，中國和韓國的歷史觀是錯誤的。”

　　2002年8月末到9月中旬，中國社會科學院曾與日本《朝日新聞》合作，分別在中日兩國進行全國范圍的民意調查，結果顯示：一半的中國回應者和45%的日本回應者認為中日關系狀況不好，與1997年進行的前一次同樣的測驗相比，分別增加了21%和5%。

　　80%的中國回應者將“歷史認識”列為影響中日關系的頭號負面因素，而在40%的日本回應者那里，這樣的因素是“缺乏互相理解”和“政治制度不同”。

　　《朝日新聞》隨后的報道說，大多數日本人和中國人覺得中日關系正在惡化。

　　化解仇恨的理性

　　與馬立誠一樣，中國人民大學國際政治學者時殷宏對中日民間“迅速增長著的互厭與敵意”感到憂慮。他說：“這對中國的中長期未來相當危險。”

　　在時殷宏看來，危險的方向之一就是縱由這種對立情緒惡性發展下去——石原慎太郎之類反華、排外、極端民族主義和政治、軍事擴張主義的極右勢力，就有可能控制日本政治和對外政策方向。

　　他認為，中國領導人和中國公眾確實要“高瞻遠矚”地對待中日關系。

　　鑒于這樣的危險，以及中國在東亞地區整體安全環境的嚴峻現實，時殷宏提出，應當大力嘗試“中日接近”。“中國應當使日本政府和公眾得出一個比較明確和經久的結論：中國將日本當作大國看待——既是今日的世界和區域經濟大國，也是明日的東亞政治大國，并且本著大國協調與合作，而非大國權勢爭斗的根本原則，處理中日在東亞國際政治和經濟中的關系。”

　　在時殷宏看來，亟待推進的中日接近對中國來說，可謂一場代價并不高昂的“外交革命”。其帶來的好處之一將是，可以緩解中國的周邊緊張形勢，緩和對美外交壓力。

　　作為中國對日關系新思維論的首倡者，馬立誠顯然樂見時殷宏的出場。他對中國《新聞周刊》說，近來中日高層交往的跡象顯示，雙方都在試圖展現溫和與理性的態度。

　　馬立誠認為，圍繞歷史問題的摩擦在一定時期內將依然不可避免，這尤其需要兩國政治家拿出遠見和智慧，來化解民間的對立情緒。

　　“站得高一點來看，中日關系在未來歷史上存在多種選擇的可能。一是日本加深與美國結盟，提防和對付中國；二是不即不離，互相猜疑，暗施冷箭；三是中日合作，共同促進兩國及東亞、東南亞的繁榮。第二種狀態其實是一種過渡，不是滑到第一條路，就是進到第三條路。究竟何者對中國更為有利，是不言而喻的。”馬立誠說。

　　在世界經濟一體化的今天，北美、拉美、歐洲、非洲等地區都開始進行強有力的地區整合，而文化與種族相似的東亞地區，卻至今一盤散沙，抵觸、防范與相互競爭的心態，正在阻礙地區經濟發展和一體化的進程。

　　“重要的是，我們要像美國人一樣有戰勝國的氣魄，要對自己現在和未來的實力感到自信，”馬立誠說，“我們要相信，日本再也不可能對中國進行侵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