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6月16日電 在中國，人大代表資格的取得有一個直接選舉到間接選舉的制度剛性約束，而政協委員主要是經過提名和民主協商。由中共中央黨校主辦的《學習時報》在第189期刊載署名沈士光的文章認為，在新形勢下，這種提名方式應有所改進。

　　文章認為，第一，隨著黨的執政方式和領導方式的轉變，政治協商制度化建設將會更加健全，政協的民主監督功能將會更加得到充分的發揮，各黨派、團體和各族、各界參政議政的能力將會大大提高。政協第五屆全國委員會第五次會議上，明確提出政治協商是人民政協的主要職能之一，正式確立了政治協商制度化、經常化的目標。經常性聽取中共中央及其有關部門負責人的報告，并進行討論，提出建議和意見，組織和參加各種民主協商會，履行對國家事務監督的職能等都對政協委員的素質提出了相當高的要求。從總體上說，提名和民主協商能使許多優秀的人才進入政協，但也確實存在著政協委員參政議政的能力并不強，有些人進行民主監督的熱情和責任心不夠高，也有的人出主意、提建議的水平較弱。為了適應時代的需要，需要改變原有的提名方式。

　　第二，隨著中國基層民主政治建設的推進，投票選舉日益成為中國公民重要的政治生活的一種方式。1988年起中國開始了村民自治的歷程，到1996年全國基本普及了村民選舉和自治制度；近年來，城市社區居民的民主化程度有了相當快的發展。可以說，十多年來中國民主化程度有了前所未有的提高，剛進入2003年，岳陽市市長選舉風波鬧得沸沸揚揚就足以說明問題。而提名方式的主要不足之處就是缺乏選舉這種現代民主普遍實行的公開、公正和透明的準則。毋庸諱言，通過提名和民主協商產生的政協委員在過去發揮過重要的作用，因此，這種方式在未來仍將成為政協進行政治整合的一種重要方式。比如，我們需要對進入政協的各黨派進行符合政治發展和代表最廣大人民利益的比例分配。以九屆全國政協為例，全國政協委員共有2196人，中共黨員占39.9%(八屆全國政協委員共有2093人，中共黨員占39.7%)；民主黨派委員占29.7%；少數民族人士11.7%。有了這種機制保證，使得八屆全國政協少數民族和港澳同胞有較多的增加，九屆全國政協科學家和教育界的人數增加幅度較為明顯，委員知識層次提高較快，這都是符合政協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和參政議政的要求。但我們不得不承認它缺少現代民主的理念，使得政協委員的產生容易出現偏頗，尤其在基層這種現象和問題也就越是突出。

　　第三，隨著中國政協制度的不斷完善和隊伍的擴大，民主協商也需要與時俱進，不斷改進。50多年來，中國的政協制度發展迅速，全國政協委員的人數從第二屆時的559人到第九屆時已達兩千余人。目前，我國共有政協委員50.5萬人，其中全國政協委員2093人，省、自治區、直轄市以及副省級市政協委員2.7萬人，自治州和地級市政協委員8.2萬人；自治縣、縣級市、市轄區的政協委員39萬人。委員的構成比例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如共產黨員的比例，從最初的60%降到現在40%左右，知識分子的數量大幅度的增加。在1993年3月召開的第八屆全國政協第一次會議，為適應經濟建設和改革開放的需要，首次在政協中增加了“經濟界”這一新的界別，新增委員82名，第一次有非公經濟的代表參加。2003年非公經濟人士進入政協，甚至進入政協領導班子，被稱為一種“現象”。而根據1982年12月通過的并由政協八屆全國委員會二次會議修訂的《政協章程》規定：個人經政協全國委員會協商同意，可參加全國委員會。以九屆政協全國委員會為例，是由中共中央及中共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和各民主黨派中央、各人民團體先經過半年多時間反復協商、綜合平衡，提出建議名單，然后由政協八屆全國委員會常委會協商決定的。政協地方委員會的組成，根據當地情況，參照全國委員會的組成決定。從上述數字我們可以看出，我國政協隊伍的中心已經下移，基層政協委員的人數占絕大多數，如果，我們仍然沿用過去以民主協商為主的工作方式，一方面其成本之高必定造成巨大的人力物力的浪費，最主要的是恐怕滋長某些以政協委員作為光環進行買賣的腐敗現象。

　　文章最后指出，在經濟利益多元化的時代，政協不僅成為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和參政議政的重要渠道，而且還將成為利益表達和利益綜合的政治舞臺，因此，改進各級政協委員尤其是基層政協委員的提名方式應該是社會發展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