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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看來，如何給人民幣減壓也成為一個眾說紛紜的話題，如同人民幣該不該升值一樣

　　溫家寶總理8月5日關于人民幣匯率穩定有利于世界金融穩定的說法，給喧囂一時的人民幣匯率之爭暫時劃上了一個句號。

　　然而3400億美元高額外匯儲備所形成的升值壓力還在那里，如何在匯率暫時不動的情況下有效化解這種壓力，正成為當務之急。

　　把錢花出去

　　既然高額外匯儲備是形成人民幣升值壓力的“罪魁禍首”，增加資本輸出、擴大海外投資就被理所當然地被視為減少仍在增加的外匯儲備的有效辦法。

　　據英國《金融時報》報道，來自中國央行的消息說，一些信用良好的中國企業，不久可望用自己的外匯收入購買國外債券。這有利于改變外匯市場供大于求而央行不得不被迫買進的局面，從而緩解人民幣升值的壓力。據悉，央行這項正在擬議的規定有望于今后幾個月出臺，香港金管局(HKMA)將充當這項業務的清算機構。

　　此外，還有消息說，國家外匯管理局正在研究允許中央國債登記結算公司成員企業投資海外債券的事宜。目前，中央國債登記結算公司有1200個，成員中相當一部分是金融機構，這些成員持有的債券額估計有500億到800億美元，其中大多數為美國債券。

　　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所的易憲容教授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對上述措施表示認同，他進一步提出要盡快推出QDII制度，容許在資本項目未完全開放的情況下，國內投資者往海外資本市場進行投資。此外還應放寬居民攜帶外幣出境的限制等。

　　但對于增加資本輸出，輿論并不是一邊倒，相反，異議之聲頗大。

　　天則經濟研究所的茅于軾教授就認為，人民銀行投放的上萬億貨幣都用于購買外匯，最后變成了外國的國庫券，成了外國的投資而不是國內的投資。還有一些文章認為，隨著我國對原材料進口依賴度的提高，我們要利用外匯儲備增長的機會盡快建立一些原材料生產基地，減少對原材料進口的依賴。同時，在金融改革過程中，銀行、保險、證券業暴露出的許多問題都需要用適當的儲備資產來加以消化。因此，當今的外匯儲備，不單純是一種儲備資產，而且是我國抵御風險的“信心”資產。不能因為外匯儲備的數量多于其他的國家，就單純減少外匯儲備。

　　此外，也有輿論指出，持有龐大的美國債券，對中國來說也有著很大的風險，一旦美中關系走向惡化，中國可能面臨美國的經濟制裁和封鎖，其持有的巨額美國債券資產有可能被凍結。此外，美元的貶值也會帶來一些損失。

　　關于QDII制度，中國財政部財政科研所有關人員認為不宜推出。他們認為，目前國內的QDII討論計劃，主要是為大陸投資者投資香港證券市場打開一個通道。但是，在滬深股市存在各種制度缺陷并且有著諸多矛盾需要解決的情況下，匆忙推出QDII弊多利少，應等到各方面條件成熟后再實施。

　　中國應不應該購買海外債券是一個問題，購買了之后能否緩解人民幣壓力則是另外一個問題。

　　國家信息中心研究員李若愚認為，在我國現有匯率的實際生成機制下，即便通過企業投資海外債券，對人民幣匯率的影響也十分有限。他認為，關鍵是釜底抽薪——將外匯留在市場主體企業的手中。目前國內絕大部分企業實行的仍然是經常項目下的強制結售匯制度。除一些有資格保留部分外匯的企業外，大部分企業的外匯收入須全部賣給外匯指定銀行，如果企業需要使用外匯時，再向銀行申請購買。現在應將這種強制結售匯制逐漸過渡到意愿結售匯制，目前情況下可以先由外匯管理局審定，允許一些企業保留一定比例的外匯收入，并逐步擴大此類企業的范圍和留存外匯的比例，同時簡化進口用匯的審批內容和程序，直至最終完全實現自由結售匯。

　　除了通過直接購買海外債券外，把錢花出去的另一個途徑就是擴大海外投資。

　　而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李慶云對此則強烈反對，原因是國有企業的改革并未完成，收益與風險不能配比，企業缺乏必要的外部約束，采取走出去策略會對國家造成無法預料的損失。

　　北京師范大學的鐘偉博士則提出了第三條道路。他認為，過去十幾年的經驗表明，國有企業海外投資失敗者十之八九，往往是國有企業領導人借海外投資為名將樓堂館所設到了海外，因此目前可考慮放寬對民營和外資企業海外投資的政策。

　　多進口一些

　　日前有消息說，商務部政策研究室正在對調整中國進出口結構進行論證，中國很可能改變實行多年的以出口為主的外貿政策，相應從過度強調出口創匯轉向貿易平衡，加大對進口的扶植力度，從而改變長期貿易順差的格局，變相緩解人民幣升值壓力。

　　李慶云對此表示反對。他認為中國的貿易順差將會隨著入世而呈減少趨勢，預計今年的順差會保持在50億至100億美元之間，遠低于2002年300億美元的水平，未來不會對人民幣升值構成太大壓力。據其分析，當前的貿易順差與國家對貿易的限制有一定的關系。而根據入世承諾，這些政策將會在未來幾年內逐步取消，進口將會受到刺激性增長，屆時中國甚至有可能出現貿易逆差的情況。

　　反對增加進口者還指出，與1985年日元升值時的日本經濟相比，我國目前的經濟實力還比較弱，出口結構也不盡合理，因此不能遽言靠增加進口緩解壓力。1971年，日本已經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而我國目前仍然是世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簽訂“廣場協議”的1985年，日本的貿易順差已經達到560億美元是今天中國的1.8倍，機械產品出口已經達到了70%；而2002年雖然我國的貨物貿易順差304億美元，但出口的55%是外商投資企業的加工貿易，獲利最大的是外商投資企業，而且出口基本上是勞動密集型的產品，汽車、機械以及高新技術等產品并不具有出口的優勢。

　　圍繞出口退稅的爭論

　　猶如一個硬幣的兩面，有人認為應該多進口一些，有人則主張少出口一些。

　　目前實施調低出口退稅率的政策，將會有效地緩解人民幣升值的壓力，以此在今后的人民幣幣值談判中爭取到主動權和寶貴的時間。減少出口退稅的力度，也有利于彌補出口退稅缺口。商務部和海關總署的統計數據顯示，到2002年末，全國累計應退未退稅額高達2477億元，預計到2003年年底出口應退未退稅總額將達到3400多億元，財政顯然面臨巨大的壓力。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外經部副部長隆國強卻認為，應該保持出口退稅政策的穩定性。他認為：“通過調低出口退稅率來緩解人民幣升值壓力，這簡直就是病急亂投醫。匯率只是一個工具，通常的做法是為保出口而調整匯率，反過來，為了穩定匯率而犧牲出口就有點不可理喻了。一旦丟了市場，想再進去就難了。”　　

　　至于減輕財政壓力，隆國強指出，從表面上看，出口退稅是減少了財政收入，但從經濟大循環看，稅收是從經濟增長中來，否則就是竭澤而漁。降低出口退稅率，將直接打擊出口，導致就業崗位減少，影響經濟增長，反過來影響財政收入增長。商務部研究院外資部主任金伯生也認為，我國目前有一半出口是由外資企業創造的，如果出口退稅率下調，企業出口成本上升，吸引外資必將受到影響。

　　鐘偉則從政府信用被透支的角度來提出自己的反對意見。他指出，以降低出口退稅率來緩解人民幣升值壓力，短期內確實有可能奏效，財政也會松一口氣，但外貿企業將深切地感受到政策朝令夕改的無常，“沒有什么事情比喪失公信力更為糟糕了。”

　　廣場協議

　　1985年9月，美、日、德三國達成廣場協議，協議中規定日元與馬克應大幅升值以挽回被過分高估的美元價格。自從協議之后，日元與馬克開始大幅升值。而疲軟的美元對國際經濟穩定并無好處，美國的對外出口也沒有成長且貿易赤字仍舊在逐年擴大。

　　相反的是，“廣場協議”對日本以出口為主導的產業產生相當大的影響。從而形成了1980年代日本著名的泡沫經濟。

　　稿件來源：中國《新聞周刊》作者蘇琦陳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