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8月26日電 人口的數量、質量和結構狀況，對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中國官方刊物《半月談》刊文稱，中國人口還要繼續增長30年，性別失衡不可忽視。為此，中國了解中國當前的人口總量、結構和未來人口狀況的變化軌跡、研究我們在這種變化過程中應該采取的對策，對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推動經濟發展和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

　　多種預測表明：中國人口仍然要繼續增長30年

　　前不久，英國首相布萊爾在清華大學回答學生的提問時曾經說：中國現在有13億人。這個數字其實不太準確。因為2002年年底中國人口為12.85億，在2002年人口總量的基礎上，如果2003年上半年中國凈增加人口400萬，則中國現在的人口總量估計應在12.9億左右。也就是說，中國的人口總量在2004年年底或2005年年初，才可能達到13億左右。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人口的自然增長率就直線下降。到1998年，中國人口自增率第一次下降到10‰以下，為9.14‰,2001年進一步下降為6.95‰。考慮到城市化和農村非農化的影響，也考慮到中國青年初婚年齡的推遲，中國人口的自增率還有下降的余地。這樣，中國未來年均凈增人口有可能會降低到800萬之下。

　　第五次人口普查發現，中國現在育齡婦女的總和生育率(15~50歲育齡婦女年齡別生育率之和)僅僅為1.22。這不但大大低于2.1的人口更替水平，而且還低于亞洲的某些富國如日本(2001年為1.3)和韓國(2001年為1.5)。大體來說，中國現在的總和生育率水平與大多數歐洲國家差不多。不過也有人口學家對此數據持有保留態度，而將總和生育率認定在1.8左右。多種預測表明，假如將中國現在的總和生育率認定在1.8的情況下，中國人口的峰值可能在本世紀30年代中期到來，峰值大約在14.8億左右。也就是說，中國人口仍然要繼續增長30年，估計凈增加將近2億人口。

　　小康社會前20年就業壓力大，后30年養老負擔重

　　如果將21世紀前半葉劃分為兩個階段——全面建立小康社會的前20年和小康社會建成后的后30年，并以這兩個階段的人口結構特點分析，那么，前20年中國的就業壓力大，后30年中國的養老負擔會日漸沉重。

　　在2001年年底，中國城鄉共有就業人員7.3億，比整個西方發達國家的4.3億還多出了3億。另外，中國每年的新生嬰兒也將近有1700萬左右。倘若社會提供的就業崗位不能滿足勞動力人口增長的需要，那么，失業將長期困擾21世紀初葉的中國。

　　有預測表明，中國15～59歲人口會一直增長到2020年之后才會剎車。該年齡段人口，到2020年會增長到9.4億左右，比現在的8.2億要凈增加1.2億。這就是說，在未來的20多年間，中國將在克服現有失業人口和下崗人口就業問題的基礎上，還得為新增加的這1.2億人進一步創造就業機會。因此，就業在建立小康社會的過程中，是壓倒一切的頭等大事,國家應該將就業問題作為一項長期基本國策來對待。

　　一般而言，國際上將60歲及以上人口超過總人口的10%、或者將65歲及以上人口超過總人口的7%的社會，叫做老齡化社會。2001年1‰人口抽樣調查表明，中國65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已經達到了7.83%，中國已經進入了老齡化社會。

　　隨著醫療條件的改善，中國人口的平均預期壽命會大大增加。這樣，老年人退休后的平均余命也會隨之延長。中國男性現在的平均預期壽命是70歲，女性是73歲。在2050年左右，男性的平均預期壽命會延長到75歲左右，女性會延長到80歲左右。這會大大增加未來的養老負擔。根據聯合國社會經濟司人口處的估算，1999年每一個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相對應的15～64歲人口，中國為10人，日本為4人，美國為5人。但在2050年左右，每一個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相對應的15～64歲人口，中國將下降為3人，日本為2人，美國為3人，屆時中國的養老負擔將與美國差不多。

　　中國在經濟與社會發展水平都比較低時就過早地跨入老齡化社會的大門，在跨入老齡化社會后，又將在本世紀前半葉的后30年經歷快速老齡化的過程。如果我們在建立小康社會的過程中，不能解決諸多發展問題，那么，在后30年老齡化的壓力之下，我們將會給現在的獨生子女增加過多的壓力，使他們不得不步履沉重地度過自己的成年。

　　基礎教育亟須財政投入，高等教育可實施市場化

　　總體上來說，中國每100人中受過大專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只有4人左右，每100人中受過高中及中專教育的人口只有11人左右。這表明中國人口的受教育水平仍然比較低。

　　另外一個衡量人口素質高低的指標是文盲率。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發現中國的文盲率為6.72%，這意味著中國仍然有8500多萬的人是文盲。尤其在農村，受過高中文化程度教育的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僅為5.22%，受過大專及以上文化程度教育的人口僅為0.61%。

　　雖然國家教育財政的投入在逐年提高，但由于投入結構的不合理，基礎教育的發展仍然缺少動力。在全國財政預算內教育事業和基建支出構成中，高等學校的比重一直上升，農村初級中學的比重卻有所下降。目前中國還有幾百個縣未“普及九年義務制教育”，農村初中的輟學率仍然很高。如果以2002年中央所屬高等學校生均預算內教育經費支出為準，那么，一個大學生的教育經費支出，就相當于20.1個地方所屬農村初中生和23.9個農村小學生的生均教育經費支出。

　　因此，在財力有限的情況下，國家應該將主要的教育經費投入到基礎教育上來，增加義務教育的投入比重，而對高等教育則應實施市場化和產業化政策，西方市場經濟國家的教育投入結構就是這樣的模式。

　　性別失衡沖擊不可忽視，未雨綢繆應早作應對

　　絕大多數國家的人口發展史說明，在不進行人為控制的情況下，出生嬰兒的性別比都徘徊在102~107之間，即在出生的嬰兒中男女比例達到102∶100~107∶100。在男嬰死亡率高于女嬰，男性青少年死亡率大于女性青少年死亡率這兩個因素的影響下，到婚齡段，男女兩性的人口就基本處于均衡狀態，不致引發婚姻擠壓和就業等社會問題。如果超過了107的警戒線，就很難保證婚齡年齡段人口在男女兩性間的均衡。

　　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得到的1981年出生嬰兒性別比是108.47，到了1990年為111.70。如果說1985年到1990年的出生性別比只是在111左右徘徊的話，那么，自1991年開始，就出現了年度遞增的趨勢。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全國出生人口性別比為119.2，即在出生的嬰兒中，男女比率達到119.2∶100。這就是說，如果以107為最高警戒線的話，中國嬰幼兒人口的性別比比正常值已經高出了許多。雖然專家們認為嬰幼兒性別比的這個比值存在水分,但失衡狀況卻是現實存在。

　　前蘇聯、朝鮮等國在戰爭時期所造成的男性人口的損失，就給這兩個國家的人口結構以非常嚴重的影響。尤其是婚齡人口的婚配問題，更是難以協調。在人口基數比較小的國家，女性人口的短缺，可以通過跨國婚姻和女性移民來解決問題。但在中國這樣一個人口基數如此龐大的國家，女性人口的短缺，就很難以國際移民的方式覓求出路。原來有一種說法，認為女性人口的短缺，可以通過婚齡差的拉大來解決未來婚齡年齡段人口的婚配問題。但在嬰幼兒人口性別比持續上揚的情況下，這種結構性和累積性的失衡，就很難設想“男性人口可以在比自己年齡小的女性人口中尋找配偶”這種解決辦法的可行性。

　　中國人口出生性別比的失衡狀況，是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就持續進行的。這種長期累積的青少年男性多于青少年女性的人口結構狀況，已經形成了未來的婚姻擠壓，如果再持續下去，未來這批中國青少年一代的婚戀問題，會成為讓政府和老百姓最頭疼的問題。這個局面如果不改變，其嚴峻后果將不可想象。當務之急是：我們必須對出生性別比上升的原因給予足夠的認識，并提出積極可行的解決方案。

　　城市化進程加快，戶籍制度改革不能遲疑

　　世界城市化歷史表明，如果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城市化水平超過30%，那這個國家或地區就會進入快速城市化時期。第五次人口普查發現，中國城市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比重已經超過36%。

　　在21世紀的頭20年，城市人口的總量將會加速增加。如果再做進一步預測，在2015年左右，中國總人口中將有一半生活在城市之中，在2020年左右，將會有56%的人口生活在城市———這時中國城市人口的總量將達到8億，即比現在的5億再凈增3億人口。

　　在中國的城市化過程中，最洶涌澎湃的沖擊浪潮為農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動。現在，大約有8000萬到9000多萬的農村籍勞動工人支撐著城市的發展，他們是城市新來的工人階級。

　　20世紀90年代以前的農民工人的流動，主要特征是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的季節性候鳥式流動。但在20世紀90年代后期，許多流動者不再流動，而在城市扎下了營盤。城市服務業的擴大，使女性到城市找工作的幾率越來越多。這些農村戶籍工人的受教育程度也增加了，在長三角地區和珠三角地區等經濟活躍地帶，那些生產流水線上的職工，基本都由這些新型工人所構成。這種新型城市工人中的某些人，在城市化自己的同時，還將自己的家庭也遷入到了城市。

　　中國農村發展的主要動力就在于農村人口的城市化。如何在改革開放過程中變革現有的戶籍制度，消除城市對農村人口的遷入壁壘，舉起社會公正的旗幟，使城市成為全國人民的城市而不只是城市人自己的城市，應該成為我們時下考慮的主要問題。(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 張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