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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在故事中看到的所有人物都不具備偉大的人格，卻‘不幸’經歷了重大的事件，在命運的逼迫下必須走向成為英雄的絕路。如果沒有那些突如其來的偶然事件讓他們用悲壯的死來終結自己，他們寧可一生成為平庸。這就是我想講出來的逆境下的小人物創造出來的偉大歷程”

　　9月23日，故宮端門。

　　在這個古代帝王出巡、祭祀或征戰前的必經之地，《天地英雄》舉行了它的首映新聞發布會。這不僅在電影界，在藝術界也算得上是極高規格了。在紫禁城前實現夢想的藝術家，迄今為止只有雅尼、三大男高音和執導《圖蘭朵》的張藝謀。

　　此次新聞發布會的主角是《天地英雄》的導演何平。

　　何平何許人也？13年前，他的作品《雙旗鎮刀客》曾被奉為上個世紀90年代中國電影的經典。雖然在拍攝風格上不可避免地刻上了上個世紀的痕跡，但用今天的眼光來看，它仍然是影海精華。該片也令他一舉成名，在中國第五代導演中地位無輕。

　　何平的作品不多，在《雙旗鎮刀客》之后，他只拍過兩部影片。然后就是7年的沉寂，直到《天地英雄》。《天地英雄》背后的何平，把各種電影手法玩得更純熟，或者說更符合時代潮流，但卻不見了當年《雙旗鎮刀客》帶給觀眾的那種樸素的感動。

　　近日，在北京東三環附近的“何平導演工作室”，這位低調的導演接受了中國《新聞周刊》的專訪。

　　“有些東西是必須帶到墳墓的”

　　新聞周刊：《天地英雄》的故事從誕生到完成，經歷了16年多的時間，為什么要這么久？(何平1984年就完成了《天地英雄》劇本的初稿，1997年重寫劇本，2001年開機制作)

　　何平：釀上十幾年的東西多著呢。弗蘭西斯·科波拉的《現代啟示錄》，從他看完那部小說到完成影片，近20年。因為沒機會拍啊。我一個20幾歲的小伙子寫了個劇本，那時還不是導演，人家憑什么讓我拍戲？

　　我以后要拍的故事都是十幾年前我想要拍的。我今天所有思考的問題，可能十幾年以后才能拍。電影是工業的，不是你有了夢想就能實現，需要等待。等待制片人成熟，市場成熟，等待你自己成熟。

　　新聞周刊：1997年，你在拍完《日光峽谷》后7年一直沒有拍戲，為什么？

　　何平：我拍完《日光峽谷》時36歲，對于一個導演來說正是黃金時間。但這段時間我沒拍戲，這可能是我跟很多人想法不一樣的地方。你可以用你最黃金的時間去做現場的體力勞動(拍戲)，也可以用你最黃金的時間去做腦力勞動，去思考。

　　新聞周刊：用7年的時間去思考，是不是長了點？

　　何平：也不長啊。中間還玩了呢。玩占主要時間。人為什么要工作？其實還是為了享受生活。玩是我的生活方式，我的生活方式一旦被改變了，就不能煥發我的想象力，就沒有我的電影。

　　新聞周刊：后來你一直在做幕后？

　　何平：這花不了多少時間。其他的時間都用來玩。我是個不太用功的人。千萬別把我當作一個很有上進心的人。

　　我也沒有在刻意等《天地英雄》，這個成熟了就拍，也許這個沒成熟，那我就拍其他成熟了的，總是有很多飯等著吃。

　　(何平1997年起在北京電影制片廠擔任顧問，兩年中策劃和監制了《甲方乙方》、《不見不散》等十余部華語影片。1998年出任哥倫比亞電影制作(亞洲)公司顧問，策劃和監制了影片《大腕》、《尋槍》和《手機》)

　　新聞周刊：如果老是火候不成，你都熬到五六十歲了呢？

　　何平：黑澤明也有火候不成的時候呢。他也有戲一輩子拍不了的，所以自殺了兩回。有些東西是必須帶到墳墓的。

　　“大陸的影評和媒體還停留在追求影片的內涵上，其實越這么想電影越死”

　　新聞周刊：你的成名作是《雙旗鎮刀客》，你曾經評價說這是一部小品，而《天地英雄》是一部史詩，什么樣的電影堪稱史詩？

　　何平：我指的是，它的敘事風格靠近史詩，它的精神氣質，視覺氣質靠近史詩。

　　史詩是一個電影類型，不在于演員陣容是不是大，投入資金是不是大。八一電影廠也拍過1個億投資的戲，但你不覺得它像史詩。所以這和投資，和場面沒關系。

　　新聞周刊：如今電影特技、異域風光都來了，會不會不好駕馭？

　　何平：不會。拍一部電影時，每個人都在自己的平臺上做自己的工作，但這些工作都是在一個總的指導思想下完成。這個指導思想是導演確定的。

　　電影是一個越來越高科技化的東西，是靠技術完成的。導演的工作重點在于選擇。比如說一個鏡頭拍了20遍，到了剪輯臺上你就要選，為什么用這個而不用那個。演員說臺詞，說出四種風格來，你用哪個，也是你的選擇。所以說，一個好的導演是一個好的選擇者。攝影師有創作的權利，但導演有選擇的權利。

　　新聞周刊：投資方下了如此大的“賭注”，是否意味著需要你犧牲什么？比如說，本來你有自己想說的，但因為要對各方“負責”而不能說？

　　何平：我沒什么想說的，那就不痛苦了。我不是說我拍電影不需要有主題嗎，我拍任何戲都不覺得丟了什么，而是覺得獲得了什么，這就是心態。如果你老覺得自己想說的話沒機會說出來，那你反問一下，那些話就真的這么值得說嗎？

　　大陸的影評和媒體還停留在追求影片的內涵上，其實越這么想電影越死。那是DV時代的東西。DV可以充分表現創作者的感受，因為它是非商業的，是完全自娛自樂的。

　　而職業導演要對觀眾負責，對制片方負責。就像你當了父親，就要有父親的責任心。拍DV的時候你還是一個單身漢。

　　新聞周刊：難道你不想通過電影表達你對這個世界的看法？

　　何平：想。但我相信我和制片方以及觀眾之間可以找到共同點。如果任何共同點都找不到，那你拍出來的東西就沒人看了。

　　搞藝術創作要成功有兩點，在創作的風格樣式上可以極其個人化，但當這個商品進入市場時，你要追求最大的共性。把這兩點結合好了，你就成功了。

　　現在年輕人愿意拍主流電影的不多，大家都拼命追求自己的個性，這是一個危機。其實作為一個電影導演，更應該思考的是我怎么把我的想法找到更多的共性，主流電影一定是電影里最根本的東西。

　　“現代人有現代人的俠骨”

　　新聞周刊：你說這是一部關于男人的影片，你希望通過它表達男人之間什么樣的情感？

　　何平：我想表達的都在銀幕上，語言不能代替。電影人之所以要拍電影，就是因為他用文字無法表達他的想法，所以他用視覺表現。當一個作品的主題煥發出來時，那不是事先可以預計的。而且，這個東西要看，而不是聽我講。

　　新聞周刊：作為導演總有一個預先的定位和設置吧？

　　何平：和很多導演不一樣，我沒有主題先行的想法，那不是我的工作習慣。我拍戲很即興，以前拍的那三部戲都沒有劇本，只有一個3000字提綱。演員到了現場才知道今天這場戲說什么，劇情到哪里了。

　　當然，《天地英雄》必須有劇本，因為它是個大制作。你要獲得這么大的投資，需要和銀行、保險公司合作，他們備案的時候都要劇本。但在拍攝過程中大量場面都是即興的。所以我拍了很多膠片，可以說故事不是誕生劇本的創作階段，而是剪輯階段。

　　新聞周刊：你拍的很多片子都有俠骨風范，但你是不是覺得這種俠骨精神在現代男人身上已經消失了？

　　何平：我沒這么想過。只是那個故事恰好誕生在古代。現代人有現代人的俠骨，戰場不一樣。商海里也有很多很堅強的男人，忍辱負重，開拓事業，這也是俠骨。我欣賞那種能在失敗中繼續前進的人，這是一個人自信的表現。

　　新聞周刊：很多人會拿你的片子和張藝謀的《英雄》比？

　　何平：這很正常。這只能證明娛樂市場還不成熟，美國、日本、歐洲一年拍那么多戲，從來沒有把不同導演的戲拿來比過。不過，從另一個方面也是好的，攀比也是種期待，觀眾期待更好的電影誕生。

　　這部電影完全超出你想象，我為什么在媒體上敢說？就是因為在華語電影史上沒有過，我才敢說。這跟狂妄沒關系。你太不了解了，中國觀眾太愛拿一部傳統的中國電影來思考這個東西，太容易拿張的電影來思考這個東西。

　　新聞周刊：那你覺得你們有哪些不同？

　　何平：這部電影出來后會有很多討論，現在電影還沒放呢，討論就鋪天蓋地了。討論的過程也就是把電影欣賞水平提高的過程。我們需要培養新一代的電影觀眾，我們的電影欣賞群體在改變，如果你不去適應他們，如果你不去用電影引導他們的審美，是不行的。

　　現在流行的是周杰倫，張學友他們都過了氣。這就是現在，這就是未來。如果你看不起，那你就把你自己從這個時代淘汰了。

　　新聞周刊：《雙旗鎮刀客》中有一段，孩哥獨自放馬馳騁在沙漠，畫面舒展得讓人感動。這也是你心目中向往的一種狀態吧？

　　何平：我覺得人最應該的生活狀態，是無憂無慮。不管你是生活在充滿物質文明的環境中，還是生活在荒涼的大漠中，都有人類所需要的一種美，這個美就是自由。這不僅是我何平追求的境界，所有的現代人也追求。

　　我們現在要養家糊口，所以不得不在這個特別無聊的城市里生活。但凡我們有了時間和能力，我們忘掉虛榮，忘掉功名，仔細想想我們跟這個城市沒有任何感情，你會發現生活中80%的東西都是你所不要的。在龐雜的物質環境下也要讓自己變得清凈，所以你沒有必要有上進心，太有上進心了，你離不開這座城市。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 作者：言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