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10月6日電 最新一期《瞭望》周刊發表文章稱，中國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的轉軌，基本上采取的是“漸進”方式。其中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在傳統計劃經濟“體制內”部分未得到根本性改造的情況下，通過“體制外”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多種形態，包括集體經濟、新型國有經濟、個體私營經濟、外貿經濟和公司制經濟等的快速發展，使整個經濟中市場經濟部分的比重日益增加，開始在經濟中占據主體地位。

　　中國經濟的巨大增長潛力，也為這種“體制外市場經濟部分更快增長”的轉軌方式提供了可能。構成“體制內”核心部分的，主要是老的大型國有企業、國有銀行和計劃經濟延續下來的政府職能，這三者之間形成了互為依賴的“鐵三角”關系，集中了舊體制中主要的深層矛盾。

　　文章寫到，發達市場經濟國家國有經濟的比重大體占5%左右，發展中的市場經濟國家一般占10%左右。來自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數字表明，目前中國國有企業在工業及商業、社會服務業領域所占比重約在40%左右。

　　中央黨校經濟學部副主任王東京說，問題解決不了是政府改革問題。這些年我們總強調企業改革，但政府改革明顯滯后，政府沒搞清楚自己的職能，對企業管得還是太多，作了很多不該做的事情，而很多該政府辦的事情卻沒辦好。

　　王東京認為，政府要把國有企業的職能定位在三個方面：一是國家安全產業，即軍工企業、造幣企業等，這些必須由國家來辦；二是社會公正，涉及公平競爭，比如自然壟斷產業，要由國家來辦；三是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行業。這三類需要由政府來辦，其他的不應該再管。

　　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今年掛牌，被視為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的一次體制革命。但國資委研究中心副主任白津夫認為，此次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的設計具有明顯的“過渡性設計”，存在一定的不確定空間。一是設計著眼于改革原有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但對于這一體制如何有效運作，還缺少操作層面的考慮。二是解決的重點立足于解決國有資產的有效經營，國有產權改革表現出一定的局限性。三是總體設計存在一些假設前提，這些假設是“制度設計的潛在預設”，能否成為事實，還存在許多不確定性。

　　文章還指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課題組認為，現階段中國的壟斷現象，集中表現在行政壟斷上。在含有自然壟斷環節的領域，自然壟斷往往與行政性壟斷結合在一起；在競爭性領域，進入、退出和日常經營不同程度地受到來自地方和部門的行政性壟斷力量的干預。

　　專家指出，就壟斷性行業而言，其產權制度和格局基本上沒有觸及。雖然前段時間民航、電力、電信等部門也進行了一定程度的分拆和重組，但仍只是在國有產權框架內的調整，有些壟斷部門甚至連這種分拆都沒進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課題組認為，競爭機制的引入僅停留在分拆原壟斷企業的層面，尚未形成規范的準入制度，而準入制度的改革比分拆既有的壟斷企業更重要。有可能出現三種不良結果：其一是改革可能蛻化為在原壟斷企業內部瓜分利益，甚至將“大壟斷”變成“小壟斷”；其二是僅僅打破廠商壟斷，而仍不放棄國有包辦，改革演變成為分拆而分拆，“競爭”變異為缺乏預算約束的國企之間的拼斗；其三是政府管制職能的改革也將因此而延緩。

　　文章還寫到，經濟學家常修澤認為，雖然不少企業實行了公司制改革，但大多“形式重于內容”，股東會、董事會、監事會和經理層之間有效制衡的組織結構和協調機制尚未形成。

　　而目前的干部人事制度也與法人治理結構存在現實的沖突。王東京認為，作為出資人，有關部門應當向公司委派董事、董事長，但沒有理由再派總經理和副總經理，否則董事會、董事長和總經理、副總經理之間就沒有了授權關系，總經理和副總經理之間沒有分權關系，也就沒有了制衡關系，這樣的治理結構是無效的。因為被授權人必然要對授權人負責，總經理認為自己由有關部門授權，應對他們負責，而不是對董事會、董事長負責。

　　一方面，我們強調依法治國和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公司法必須堅持；另一方面，黨管干部的原則也不能放棄。王東京說，協調二者之間的關系，關鍵是要準確理解黨管干部原則。所謂黨管干部，顧名思義就是，是干部黨就管，不是干部黨就不管。因此，在國有公司制企業里，要明確哪些是干部，哪些不是干部。其實，就工作來講，只有董事長和黨委書記是干部，經理本質上是職業人，而不是干部。(韓冰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