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wǎng)10月17日電 10月16日，中國首次載人航天飛行取得圓滿成功，中華民族終于實現(xiàn)了千年飛天夢。人們在歡慶勝利的同時，并未忘記一位德高望重的功勛科學家——錢學森。

　　有北京媒體舉行的一項題為“2003公民的科學印象”的調(diào)查中，錢學森位列國人心目中“最偉大的科學家”的第五名，緊隨居里夫人之后，同時也是這5位科學大師中惟一健在的當代科學家。

　　錢學森(1911-)，浙江省杭州市人，男，中共黨員，空氣動力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工程院院士。

　　1934年畢業(yè)于上海交通大學，1935年赴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留學，翌年獲碩士學位，后入加州理工學院，1939年獲航空、數(shù)學博士學位后留校任教并從事應用力學和火箭導彈研究。

　　1955年錢學森沖突沖破重重阻力回到中國。1956年他提出《建立我國國防航空工業(yè)意見書》，最先為中國火箭導彈技術的發(fā)展提出了極為重要的實施方案。協(xié)助周恩來、聶榮臻籌備組建火箭導彈研制機構——國防部第五研究院，1956年10月任該院院長。此后長期擔任我國火箭導彈和航天器研制的技術領導職務，并以他在總體、動力、制導、氣動力、結構、材料、計算機、質量控制和科技管理等領域的豐富知識，為中國火箭導彈和航天事業(yè)的創(chuàng)建與發(fā)展作出了杰出的貢獻，被人們譽為“中國航天之父”。

　　今天的上海《文匯報》更以大版篇幅刊載了著名作家葉永烈為錢學森院士撰寫的長篇人物通訊——《夢圓飛天》。本網(wǎng)全文轉載如下：

　　夢圓飛天

　　作者：葉永烈

　　金秋十月，從浩瀚無垠的太空，傳來中國人進軍的腳步聲。千年敦煌飛天之夢，終于在今朝化為現(xiàn)實。

　　在炎黃子孫歡呼雀躍之際，在北京，一位九十有二的耄耋長者坐在病榻上，目光久久地注視著正對面書架上的“神舟號”飛船模型，眼角皺起了魚尾紋，舒心地笑了，甜甜地笑了。

　　他，便是有著“中國航天之父”美譽的著名科學家錢學森。今年國慶節(ji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曾慶紅看望的第一位歸國知識分子便是錢學森。

　　錢學森一生有過激動的“三笑”。

　　頭一回是在1955年10月8日，他經(jīng)過五年的堅持與斗爭，終于從美國回到祖國母親溫馨的懷抱，過度的喜悅使他熱淚盈眶。美國當局當時千方百計阻撓他返回新中國，盡管有著這樣那樣的“理由”，而五角大樓海軍副部長金貝爾(Dan A.Kimbeel)所說的一句話，可謂“高度概括”之語：“無論如何都不能讓錢學森回國。他太有價值了，抵得上三到五個師的兵力！”然而由于周恩來總理的直接過問，在中美華沙談判桌上，美國政府代表這才不得不同意讓這位杰出的導彈專家回到新中國。其實，錢學森的價值遠遠超過五個師。他回國后才五年，在他的主持下，中國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導彈就順利升空，意味著中國朝著國防現(xiàn)代化邁出歷史性的一步。

　　第二次開懷大笑，是在1970年4月24日，中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wèi)星上天。在他回國后的第十個年頭，即1965年1月，他向中央提出人造衛(wèi)星研制計劃，這一重要計劃也就因此被命名為“651工程”。

　　在他的運籌帷幄之下，只用了五年時間，就成功地把中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wèi)星送上太空。中國從此敲開了太空的大門。

　　他第三次心花怒放，便是在如今中國第一位宇航員昂首闊步太空之際。企盼了多少年，這一閃光的時刻，終于在他有生之年到來。

　　我有幸近距離目擊這位中國“航天元帥”的風采。那是在1979年2月23日，我忽然接到他的秘書柳鳴的電話，說是他來到上海，約我一談。事情的起因是我當時擔任《向宇宙進軍》一片的導演，這是一部一個半小時的影片，共分三輯，我把拍攝提綱寄往主管部門——國防科委以及第七機械工業(yè)部審查，沒想到當時擔任國防科委副主任兼第七機械工業(yè)部副部長的錢學森親自看了拍攝提綱，乘來滬之際跟我談談他的意見。當天晚上，我如約前往上海延安飯店。柳鳴領著我來到樓上一間會客室，我剛坐定，穿著一身軍裝的錢學森就來了。他摘下軍帽，露出寬廣豐滿而白凈細嫩的天庭，書生氣質。一雙眼睛，射出睿智的目光。雖說他出生在上海，由于三歲時便隨父親前往北京，所以滿口京腔。他謙遜地自稱“笨人”，“對藝術外行”，卻對影片提出諸多建設性意見。

　　錢學森說，影片的開頭應該表現(xiàn)中國古代對太空的美好幻想：從馬王堆漢墓出土的立軸上的月亮、太陽、神仙，到嫦娥奔月神話、敦煌飛天壁畫。在歷數(shù)古人的飛天之夢時，錢學森還建議，這一組鏡頭最好以古箏配上中國古典樂曲……其實，淵博的錢學森對藝術十分在行，尤其是音樂。他當年在上海交通大學就讀時，曾是校樂隊的主力圓號手，何況他的夫人蔣英是留學奧地利、德國的女高音聲樂家。

　　錢學森告訴我，“航天”一詞是他首創(chuàng)。他把人類在大氣層之外的飛行活動稱為“航天”，是從航海、航空“推理”而成的。他說，最初是從毛澤東主席的詩句“巡天遙看一千河”中得到啟示。他還提出了“航宇”一詞，亦即“星際航行”，他在《星際航行概論》一書中詳盡地論述了行星之間以至恒星之間的飛行。如今，如果說“航宇”一詞對于普通百姓還有點陌生的話，“航天”一詞已經(jīng)是家喻戶曉了。

　　我當時最感棘手的是影片的第三輯《載人航天》。雖然我知道中國早在一九七一年就開始秘密選拔宇航員(亦即航天員)，但航天訓練基地是處于嚴格保密的所在，無法進去拍攝，所以我只能準備采用美國和蘇聯(lián)的載人航天電影資料。出乎意外的是，錢學森說，那個航天訓練基地屬于國防科委主管，他支持我們前去拍攝。錢學森一錘定音。一個多月之后，我就率攝制組進入中國航天訓練基地，在那里拍攝了半個月。這部《載人航天》影片，記錄了中國航天事業(yè)的艱難歷程。

　　錢學森非常健談，一口氣談了兩個多小時。從那以后，我與錢學森有了多次交往，有時在北京國防部他的辦公室，有時在他家中。每一回去北京送審影片，他總是親自看，一邊看一邊談意見，而我則坐在他的旁邊作詳細記錄。

　　時隔二十多個春秋，在中國即將奏響太空凱歌的前夕，我又一次前往北京那個門口豎著“軍事禁區(qū)”牌子的大院，手持銅質“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通行證”，來到錢學森辦公室。寬大的辦公桌后面的椅子空著。由于雙腿行動不便，錢學森已經(jīng)很久沒有坐在那張椅子上。接待我的是他的老秘書涂元季以及兩位年輕的秘書。涂秘書在錢學森身邊工作了二十多年，現(xiàn)在就連他也皓首飛霜。跟涂秘書聊天，是一種享受，他在不經(jīng)意之中，講述了一個又一個關于錢學森鮮為人知的故事。

　　在我的新著《飛天夢》里，打算選用錢學森與毛澤東主席在1956年的一幀合影。這張照片，引出了涂秘書的話題。他說，有人曾經(jīng)在文章中這么講起這幀照片的來歷：毛主席宴請錢學森，而錢學森來晚了，一見面就連聲向毛主席道歉，因為他工作實在太忙。涂秘書說，這簡直是胡說八道！錢學森向來守時，凡是出席會議，總要提前幾分鐘到達，從不遲到，更何況是毛主席宴請，錢學森怎么可能遲到？！其實，這張照片是在錢學森回國后三個多月拍攝的。那是在1956年2月，全國政協(xié)舉行二屆二次會議。毛澤東主席宴請全國政協(xié)委員。錢學森收到了大會的請柬，上面寫著他的席位在第37桌。到了宴會廳，錢學森在第37桌卻找不到自己的名字牌。這時，工作人員領著他來到第一桌，在緊挨毛澤東座位的右面——第一貴賓的位置，寫著錢學森的大名！這是怎么回事呢？后來才知道，毛澤東主席在審看宴會來賓名單時，用紅鉛筆把錢學森的名字從第37桌勾到了第一桌。那張照片，就是在宴會上拍攝的。錢學森回國才三個來月，就被毛澤東如此看重，表明新中國的領袖深知錢學森的不凡。半個月后，錢學森就向國務院鄭重遞交了《建立我國國防工業(yè)意見書》，最先為我國火箭技術的發(fā)展提出了關鍵性的實施方案。

　　記得，二十多年前，我總是稱錢學森為“錢副主任”，因為當時他擔任國防科委副主任，大家都這么稱呼他。也有人喊他“錢副部長”，因為他也是第七機械工業(yè)部副部長。據(jù)說，錢學森喜歡“副”職。他的一生，擔任過一連串的副職，從“副主任”、“副部長”到“副主席”。其實，1956年10月，當國防部第五研究院——中國第一個火箭導彈研究機構成立之際，錢學森被任命為首任院長。然而，不久之后，他卻主動要求當副院長。這是因為擔任院長要花費很多精力處理日常行政事務，而他希望集中精力從事科學研究工作。領導上終于同意他擔任“副”職的請求，派了空軍副司令員王秉璋當院長。通常，人們視副職轉正為仕途升遷，而錢學森反過來從正轉副，只求有利于工作。此外，他不參加剪彩儀式、鑒定會、開幕慶典，也不為人題詞、寫序，不兼任任何顧問、名譽顧問之類榮譽性職務。

　　在涂秘書那里，我見到一幀錢學森與相聲大師侯寶林的合影，他倆喜笑顏開，談得眉飛色舞。錢學森怎么會跟侯寶林如此“親密接觸”？這不光是因為錢學森小時候喜歡到北京天橋聽侯寶林說相聲，而且還有一番外人莫曉的內(nèi)情：那是1975年1月，在四屆人大召開前夕，周恩來總理來到湖南長沙，向毛澤東主席請示工作。他遞交了四屆人大代表名單。這時，病中的毛澤東說：“不看了。但是我想起兩個人，一個是錢學森，一個是侯寶林，請你查查人大代表里有沒有，如果沒有，就把他們補上。”周恩來一查，錢學森在“文革”中是保護對象，所以仍在人大代表名單之中，而侯寶林則還被關在“牛棚”里呢。于是，急急下令解放侯寶林。后來，錢學森與侯寶林在人大會堂喜相逢，彼此都心知肚明是毛澤東主席“點名”予以特別關照的兩個人，所以才會那樣談笑風生。

　　錢學森深厚的科學功底，令“兩彈一星”系統(tǒng)的科技人員打心底里佩服。幾度在發(fā)射現(xiàn)場發(fā)生重大疑難，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是錢學森作為主帥力排眾議，作出果斷而準確的決定。事實三番五次證明，錢學森的結論是正確的，他帶領科技人員走出困境，闖過難關。很多人除了敬佩錢學森的天才之外，不明白錢學森為什么在科學上能夠有一雙洞察迷霧的火眼金睛？1993年夏天發(fā)生的一件事，才使許多人明白錢學森學問的來歷。那是錢學森的學生、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鄭哲敏從美國回來時，帶回重達八十多磅的錢學森手稿。這批手稿是錢學森在1955年離開美國時不便于帶走而留在美國的。美國友人馬勃教授知道這是錢學森心血的結晶，精心加以保護。直到馬勃教授要退休了，仍掛念著這批無價的瑰寶。他決定完璧歸趙。除了交由鄭哲敏帶回一部分之外，馬勃教授還親自把余下的手稿送到中國。這樣，總數(shù)達一萬五千多頁的錢學森手稿，展現(xiàn)在中國科技人員面前。令人嘆為觀止的是，全部文稿用英文端端正正書寫，字跡娟秀，簡直是一頁頁藝術品。手稿分門別類裝在一個個牛皮紙大信封里，有條有理。這些手稿，涉及應用力學、噴氣推進、工程控制論、工程科學、物理力學等方方面面。如此眾多的手稿，無聲地說明了錢學森那廣博深邃的學問是怎么得來的。

　　錢學森一絲不茍，對于工作人員的要求是非常嚴格的。能夠受到錢學森的表揚是不容易的。酒泉導彈發(fā)射基地的一位新戰(zhàn)士，卻受到了錢學森的表彰。這位新戰(zhàn)士發(fā)現(xiàn)彈體內(nèi)有一根大約五毫米長的小白毛，擔心因此造成通電接觸不良，就用鑷子夾，細鐵絲挑，都未能取出小白毛。最后，戰(zhàn)士用一根豬鬃終于挑出了小白毛。錢學森把這根小白毛小心翼翼包起來，帶回北京，希望“兩彈一星”系統(tǒng)的科研人員都向那位新戰(zhàn)士學習。曾經(jīng)在錢學森手下工作多年、后來擔任國家體委主任的伍紹祖回憶說，他最初當參謀的時候，受到錢學森的一次表揚。那是因為錢學森看到他總是隨身帶著工作筆記本，隨時進行記錄。錢學森的表揚，使伍紹祖從此一直保持這一良好的工作習慣。

　　錢學森為中國航天事業(yè)奮斗了一輩子，今日飛天夢圓。在鑼鼓喧天的歡騰時刻，我不由得記起他出自肺腑的一句話：“我作為一名中國的科技工作者，活著的目的就是為人民服務。如果人民最后對我的一生所做的各種工作表示滿意的話，那才是最高的獎賞。”

　　(來源：上海《文匯報》、作者：葉永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