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1968年12月25日，是西方的圣誕節。這對西方人來說是個喜慶的日子，但對我來說卻不怎么妙。在我出生前，我的父親就成了反革命，正挨批斗。為了懷孕的媽媽有人照顧，姥姥提前將我媽媽于波叫回了哈爾濱老家。媽媽生我時是難產，胎位不正，血壓特高，年邁的姥姥跑前跑后找醫生，最后請來一位老專家、才算保全了我們母子的平安。

　　我出世33天的時候，媽媽不放心挨整的爸爸，在哈爾濱怎么也住不下去了，決定回北京。本來說好要把我留在哈爾濱的姥姥家，可媽媽在經歷了生兒的痛楚之后，與我建立了感情，再也離不開我了，她臨時改變主意，決定帶我回北京。哈爾濱的冬天最寒冷，上路那天，為了讓我幼小的身軀抗住火車上30個小時的嚴寒，媽媽里里外外給我裹了不知多少層。那天爸爸被特批半天假，從火車站把我和媽媽接到家里。他急切地想見到自己的兒子，襁褓剝開一層又一層，一直剝了十幾層才見到只有六七斤重的我。看到自己的兒子那么小，身處逆境的爸爸仍然不改往日的幽默，一句“棗核啊，這么小？”頓時把旅途勞頓、疲憊不堪的媽媽給逗笑了。接著爸爸急忙給媽媽蒸了一鍋饅頭，燉上一鍋肉，就趕回去接受批判去了。后來，我被委托給母親的好友黃媽媽帶了3個年頭。

　　當我3歲半的時候，爸爸終于從黑龍江嫩江的一個農場回到北京，和媽媽一起接我回家。黃媽媽讓我叫爸爸，可我卻怎么也叫不出來，最后還是喊了聲“叔叔好”。聽媽媽說，爸爸34歲才有了我，38歲才有耳福聽到兒子叫聲爸爸，當多少年渴望聽到的“爸爸”居然變成了“叔叔”時，爸爸的眼淚一下子涌出了眼眶。媽媽告訴我，爸爸一生幾經坎坷，但從來沒有掉過眼淚，兒子不認識爸爸，是他惟一一次掉眼淚。

　　我上的育民小學是一所挺不錯的學校，當時住中央廣播電影電視部宿舍的多數孩子都在那所學校上學。大人工作都很忙，根本沒多少時間管教我們，一次我指使一個同學找另一個同學去要一張紀念郵票，一個硬要，一個死也不給，兩人最后打得挺厲害。具體細節我已經記不清了，反正最后是把我這個主謀招了出來。老師馬上把我爸爸叫來了。爸爸是極要強的人，見我在學校犯錯誤，很氣憤。偏偏我又是一臉不服輸的樣子，更讓他火上加火，當著老師的面就給了我一記耳光。爸爸一年之中最少有8個月不在家，平時我就很少見到他，很少接受他的管教；在我的印象里，爸爸跟誰都笑嘻嘻的，對我從來不發脾氣，這一耳光對我來說是太突然了。我完全傻在那里，直愣愣地看著他，從他的眼神里我看到了瞬間的內疚和悔意。他心虛似的迅速將目光脫離了我的視線。這一剎那，我突然明白了，爸爸一生求上進，他要求他的兒子要爭氣當好學生，而我卻讓他特別沒面子。這是我長這么大挨過的惟一一記耳光，很痛，甚至給我帶來了多年的恐懼癥，但也使我模模糊糊地讀懂了爸爸的心思。

　　父親生死關頭時我遠在澳洲

　　1986年，我高中畢業了，媽媽的一個朋友說可以幫助我出國留學，來征求爸爸的意見。封閉了那么多年，爸爸媽媽都覺得出去看看是件好事，就說行啊。當時只是隨口一說，沒想到那位朋友挺當真，沒多長時間就把境外的有關手續都辦好了。這等于給爸爸出了道難題。看得出來他很矛盾，把自己的獨生子送到陌生的澳大利亞，實在讓他們放心不下。父親最后把決定權交給了我，讓我自己作出決定。

　　18歲的我想出去闖一闖，特別痛快地說了聲：去！在我將要離家的時候，爸爸給我寫了一段臨別贈言，回憶他13歲時迫于生計，只身去上海當學徒的艱辛。他說，男子漢應該自己闖蕩。外邊的世界很大，很花哨，要嚴于律己，別忘本分。

　　表面看來，父親對我出國，似乎不太關心，所有的出國手續都是我自己去跑，他還像組織關懷似的給我講了一堆大道理。后來聽媽媽說，他們送我出國從機場回來后，她再也忍不住大哭了一場，哭得昏天黑地，好像要將一輩子的苦水都倒出來。我爸爸沒哭，但他也不勸媽媽，一直讓她哭了個夠。從此之后，我爸爸添了一個“毛病”，喜歡擺弄家里的那個地球儀，轉到北京，轉到悉尼，轉來轉去停不下來，有時對著地球儀自言自語。很顯然，地球儀成了他思念兒子的寄托物。后來媽媽也與爸爸一起轉地球儀。兩人經常是一邊轉著地球儀，一邊說著我小時候的有趣故事……

　　1987年是父親最忙的一年，演出活動安排得特別多。爸爸帶著馮鞏、趙炎、劉偉等十多位弟子上半年在6省21個城市進行巡回演出，下半年又拍了一部電影《笑破情網》。可能因為舟車勞頓、太累了的緣故，10月份，爸爸在湖南瀟湘電影制片廠進行后期配音時，突然癱倒在機房里。幸虧弟子們都在身邊，他們找了副擔架就往醫院跑。醫生確診爸爸是突發性心肌梗塞，情況十分危急。媽媽整日守在父親的床前，提心吊膽。熬了一個多月，爸爸才脫離危險期。

　　而我自1987年2月赴澳洲后，8月份曾利用假期回國了一次。沒想到我剛離開一個多月，就出了事。爸爸、媽媽怕影響我在澳洲的學習，這么大的事情都瞞著我。我原來與媽媽約定每周六通一次電話，媽媽怕我知道爸爸的病情，特意請我家的親戚每周六守在我家電話旁接電話，并以各種理由告訴我她不能來接電話的原因。開始我沒有任何懷疑，連續兩周之后，我的直覺告訴我，家里肯定出事了。在我的一再追問下，親戚不得不告訴我爸爸重病的消息。我心里那個急呀，立馬往湖南撥電話。但那會兒往北京打國際長途還容易些，往湖南打國際長途真是難死了。我整個晚上守在電話旁撥電話，就是要不通，急得我當時就想一撂電話去買機票回家。可一摸口袋我的心就灰了。才過半年，我已來去三趟，當時一張機票的價格就可以供一個家庭一年的開銷。我知道家里為我出國，幾乎傾家蕩產才給我湊足30000元人民幣，兌換成10000澳元，其中5000澳元作學費，5000澳元作生活費。我在澳洲勤工儉學掙的錢不多，當時無論如何也拿不出買機票的錢，沒辦法我只好拼命地往湖南撥電話。電話終于撥通了，媽媽告訴我，爸爸的病情已經控制住了，叫我別分心，好好上學。說完就掛斷了電話。后來我才知道，爸爸那一個月中始終處于危險期，媽媽終日以淚洗面。那天，她怕我聽出她的抽泣聲，才趕緊掛斷電話。

　　進入90年代后，我和父母的經濟條件越來越好，我與家里的越洋電話也越打越長。除約定時間外，我時常能接到家里的電話。每次通話幾乎都離不開什么時候全家團聚的主題。

　　1992年，機會終于來了。為慶祝香港1997年回歸祖國，新華社香港分社邀請爸爸到香港體驗生活，準備創作回歸題材的作品。我們全家決定通過各種渠道去香港團聚。我從澳大利亞飛到香港的時候，媽媽已先隨旅行團到達香港并到機場接我。幾年未見，我不知媽媽變了沒有？而媽媽想得比我更多，她甚至懷疑自己認不出離別4年多的兒子。媽媽說，從我一出現在百米以外的機場到達廳門口，她就從擁擠的人群中認出了我，從此目光就沒再離開，一直看著我取完行李走到她面前。娘兒倆走出了機場，第一件事就是直奔電話亭，撥通電話，媽媽的第一句話就是：“我接著咱們兒子啦！”爸爸接電話的聲音很激動，不停地說，你們娘兒倆先敘叨著，我隨后就到。那勁頭好像他能馬上飛過來一樣。

　　幾天后，爸爸坐火車到香港，一家人在火車站見面，激動地抱在了一起。但爸爸只與我們見了一面，就被香港分社的人接走了，一直到完成了那邊的工作任務，才來賓館與我們會合。轉眼到了深夜，可我怎么也不情愿回到自己的房間，最后爸爸請服務員給我加了一張床，全家人就住在一間房里。我們這一家人白天說，晚上說，躺著說，坐著說。大家完全放松，盡享天倫之樂。

　　我違背父愿踏入文藝圈

　　爸爸在演藝圈摸爬滾打了幾十年，對這個圈子的酸甜苦辣了解得太多太深，他不希望我踏入這個圈子。所以出國留學我選擇的專業是計算機。但不知道是不是家庭潛移默化的影響，我雖然學的是計算機，卻總也調動不起來我的興趣，我的心里向往的還是藝術。

　　在外漂泊近8年之后，1994年我決定回國。當我把這個想法告訴家里時，爸爸、媽媽吃了一驚。開始父親并不理解我。在外8年，我雖然對家里總是報喜不報憂，但確實吃了不少的苦。剛開始到澳洲，我找到一份鞣皮子的工作，就是把袋鼠睪丸皮用特殊的方式洗干凈，鞣軟和了，制成女士用的小錢袋，作坊里那種又腥又酸又臊又臭的氣味足以讓人昏過去。那時我天不亮就得被鬧鐘驚醒，打仗似的迅速穿上衣裳，擦把臉就沖到火車站趕頭班列車。下了車還要走上一個小時才能趕到皮件廠。我現在都不敢回想當初是怎么熬過來的。隨著對情況慢慢熟悉，我逐漸打開了局面。大學畢業后，我先后在幾個公司打工，我那時一天的工資，已超過了我爸爸的月工資，并且很快拿到了綠卡。但我始終沒把異國他鄉當成自己的家。25歲那年，我打電話問父親，你在我這個年齡干什么呢？父親說：我的《找舅舅》寫出來了，走在街上，到處聽到廣播這段相聲，我也小有名氣了。父親不經意的一段回憶，刺痛了我的心：25歲的我在干什么？漂泊在異國他鄉，吃著外國飯，說著外國話，把自己深愛的中國文化擱在一邊，找不著自己的位置。父親1987年那次重病也深深地觸動了我，父母支持我出國，完全是為我的前途考慮，從沒有想過他們自己。我想，現在到歸巢的時候了。

　　1994年我回了國，1995年報考了北京電影學院管理系，拿下了第二個學位，從此我踏入了文藝圈。當我作出第二次選擇的時候，爸爸絲毫沒有反對。他認為，現在的我已不是出國前的我，我長大了，成熟了，我應該有自己的選擇。畢業后我搞廣告公司，也拍片子，雖然沒搞出多大的名堂，但我覺得電視這行當，是讓人實現夢想的地方，我很喜歡這一行。1999年年初，當我接手湖南衛視“有話好說”這個節目時，我意識到，我的機會來了。

　　現在我雖然出鏡擔任“有話好說”的主持人，但我參與了從創意策劃、采訪、編排錄制節目到后期制作和現場主持的全部制作過程，這對我是個挑戰。我們每天都要工作十幾個小時，三個多月來，全劇組的人沒有休息過一天。由于創意新，我們這個節目收視率躍升為湖南衛視第三。父親對我的節目很關心，期期必看，然后打電話告訴我“最直接的感覺”，毫不客氣。記得做第一期節目前，爸爸給我講出鏡感，講站相，講為什么要提氣，甚至具體地告訴我手應該放哪兒。我長得很像父親，父親胖，我也胖。但父親仍然不忘囑咐我，經常出鏡一定要控制飲食，公眾人物既屬于自己，也屬于大眾。

　　父親在“笑人居”里頤養天年

　　幾年前，當有朋友給他提供一塊地皮的時候，父親蓋起了自己的居住所——“笑人居”。他在院子里修了個養魚池，專養自己釣來的魚。爸爸還養了兩條可愛的狗。

　　成了名人后，總有許多人求字。爸爸念的書不多，也沒練過毛筆字，每逢這時就特別發怵，于是產生了練字的念頭。一次，他住在一個縣的招待所，看到墻上的一副對聯出自農民書法家徐輝之手，字跡瀟灑飄逸正是自己喜歡的風格，贊不絕口，遂暗下了拜師的念頭。第二天專門請徐輝來拜為師傅。1987年病后的恢復期，爸爸幾乎把所有的業余時間都用來學習書法。走到哪兒都是筆墨不離身。出訪馬來西亞3個月，緊張的講學活動之余，他竟然將《唐詩三百首》抄了一遍。勤學苦練，使他的書法技藝大長。爸爸為人和氣，人緣極好，一次被人索求墨寶，竟然一口氣寫了200多張。

　　爸爸今年已經60多歲了，但他的心態一點兒也不老。他在他的書里說：“我希望兒子做一個正直的普通人。”他當了一輩子公眾人物，不愿意我再成為公眾人物。但當我要出國時，他放我出去闖蕩；當我要回國時，他雖然不理解，但不反對；當我違背了他的意愿，又踏入文藝圈的時候，他又尊重了我的選擇，給我最大的自由度，并給了我盡可能的幫助。這是一個父親對兒子真正的愛。

　　來源：《知音》 馬東口述 肖默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