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西安寶馬彩票案”，《新京報》5月10日發表社論認為“應盡快出臺彩票法”。盡管筆者也認為，相關法規不健全是彩票業健康發展的關鍵性制度缺陷，出臺《彩票法》對規范彩票發行工作的重大意義毋庸置疑，但同時也覺得，要根本解決西安彩票案中所暴露出的種種問題，僅僅一個《彩票法》，并不能完全解決。

　　首先，從已經揭露出來的事實看，這一案件的發生遠不是“無法可依”造成的，而恰恰在于有關管理部門有法不依，為騙局的產生大開了方便之門。財政部《即開型彩票發行與銷售管理暫行規定》早就明確，彩票機構不得采用承包、轉包、買斷等形式對外委托彩票發行和銷售業務，同時也規定，對于彩票承銷商要有嚴格的資質要求，在經營中有不良記錄者不允許涉足其中。為什么西安體彩中心對此置若罔聞，一“包”了事地把一切都交給一個有前科的人呢？顯然，這里并不能單單用一個法律法規“沒跟上”來說明。

　　更進一步看，對于高額中獎彩票，四個大獎中三個都是假的，身份材料都有問題，而且其中一個人的身份證號碼明顯缺了一位數字，這樣的中獎情況居然就給公證通過了，仔細一下都能鑒別的錯誤，秉持公正責任的公證人員硬是看不出來，這不能也說成是“相關法律建制不足”、缺乏“法律依據”吧？

　　正如西安體彩中心內部人士向記者透露的，“楊永明靠作假獲利是公開秘密。”(《北京青年報》5月9日)是啊，同一個人接二連三地造假，越造越大、越來越有恃無恐。這并非都是法律缺位造成的。

　　健全的制度、法律對社會誠信、秩序環境的維護固然至關重要，但任何法律、制度的得以遵守，同樣需要一個基本的社會道義心理基礎來支撐。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后者對一個社會的長治久安更具有根源性的意義。如果甚至連“不能騙人”、“數數要清楚”這樣的事情都非等著法律來規定，那法律將何勝其煩？我們又將為維系社會的運轉付出多么高昂的代價？

　　(來源：新京報，作者：張貴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