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胡守禮與劉紅斌在北京國際馬拉松賽上猝死的日子，已經有15天了。劉紅斌的父母依然在北京交大等待著，胡守禮的家屬也在等待著。

　　這起猝死事件給予馬拉松或同類賽事組織者的教訓絕不僅于此，后勤與急救的保障、賽事組織者自身的急救等常識培訓也至關重要。同時，讓大家反思的也不僅僅是在對死難者家屬的安撫上，一些人在危機發生時表現出的冷漠更讓人費解。

　　翻閱最近的新聞可以看出，有關大連、上海馬拉松賽的報道多集中在組織者如何加強對參賽者的體檢審查上，這在以往的賽事中是不多見的。顯然，北京馬拉松賽的“教訓”正在發揮作用，但媒體的關注似乎只停留在運動員身體素質上，主辦方所積極宣揚的似乎也只是自己如何嚴格審查參賽者資格。

　　暫且不提北京馬拉松賽發生的意外事件到底原因何在，但就現場目擊者的所言，對遇難者急救工作的懈怠和賽事組織工作的混亂卻是無法回避的現實。

　　北京某高校的章老師(化名，出于對采訪對象隱私保護)在大學生劉紅斌的遇難現場目睹了事件的整個過程，有醫學專業背景并懂得急救護理的章老師表示，如果搶救及時，劉紅斌的年輕生命很有可能被挽救過來。

　　“劉紅斌倒下的時候我就在馬路對面，說實話，一開始并沒有人注意到這個意外發生。在頭幾分鐘時間里，沒有人上前過問，也沒有人過來查看，我當時還在想，應該有急救啊，怎么沒動靜呢？我還對著工作人員和警察大喊，‘有人倒下了’。當時路邊的群眾挺多的，大家應該都能聽到。這時還有人說，躺在地上多冷啊，怎么也沒有個毯子什么的。稍過了一會兒，警察過去摸了摸他的脈，但看警察的動作不像受過訓練，也不知道他摸到了脈沒有。我這時按捺不住了，跨過了路邊的比賽封鎖線，想去看看能不能幫幫這孩子，但走到馬路中間時就被警察攔住了。警察跟我說，‘我們有醫生’，那表情好像是叫我別管。我沒辦法就回到了路邊。”

　　“劉紅斌就這樣在地上躺了有10幾分鐘，這個時候過來了一輛汽車下來了幾名工作人員，給他蓋了個浴巾，又過了幾分鐘才來了救護車。”

　　劉紅斌的死因至今尚未定論，但即便真的是隱性心臟病，章老師也不認為劉紅斌就無挽救的可能，“心肌梗死之類的病，要是搶救及時完全可以生還。在醫學上，心臟病或是猝死這樣的突發病狀，頭幾分鐘的搶救最關鍵，但這個孩子直到被送上救護車，最少有10多分鐘的時間內沒有得到一點救護，那些工作人員有責任啊。”

　　章老師清楚地記得，劉紅斌在剛倒下的時候呼吸非常急促，但到他被抬上救護車時，已經完全昏迷，“他被抬上救護車時，我已經能看出來情況非常糟糕了，第二天得知這個孩子的死訊我真是痛心啊。如果當時那個警察能稍懂一點急救常識，即便只是知道測測呼吸、脈搏，能明白這個孩子當時有多危險，能同意我去幫幫這個孩子，而不是一定要等自己的醫生到場，或者賽事組織者的急救車能早一點到，這個孩子一定有很大的生還希望。”

　　按照專家的看法，心血管病等很多隱性疾病并不容易被平常的體檢檢查出來，而運動型猝死基本上都和這樣的隱性疾病有關。實際上，賽前的體檢再嚴格也很難保證參賽者個個都沒有身體缺陷，在很多心血管病專家看來，提高大賽工作人員的急救意識和創造大賽有效的急救保障措施，要比單純的防止意外更為積極，尤其是在意外發生的頭幾分鐘時間內，能不能對患者急救將直接關系到患者能否生還。

　　相比劉紅斌遇難更讓人不解的是，在胡守禮老人生命的最后時刻，救護車就在離他不遠的地方，卻未能在第一時間趕來施救。

　　一位天津電視臺的同行恰巧路過拍攝下了胡守禮老人倒下后到被認定死亡的過程。在這段時間里，除了圍觀的群眾、維護現場秩序的警察等工作人員外，只有老人孤零零地躺在地上，開始時老人的腿還在抽搐，而幾百米外就是大會的救護車。

　　呼喊大會的救護車無效后，警察只能撥打北京市急救中心的120求助。

　　圍觀的群眾中可能沒有像章老師那樣的醫護人員，因為最后挺身而出的是一位外國朋友，他在翻譯的幫助下告訴警察自己是醫生，一番解釋之后，警察終于批準他對胡守禮老人進行急救。不過，此時他已經無能為力，因為在對老人進行檢查之后，外國朋友證實老人已經過世。

　　電視臺的攝像師拍下了老人生命的最后7分鐘，而在此之前老人在地上躺了多久，除了當時圍觀的群眾和維持秩序的工作人員外已無人能知。

　　讓人費解的是，大會的救護車和醫護人員為何在救死扶傷的關鍵時刻反應如此遲鈍。

　　由于劉紅斌以及胡守禮家屬都希望通過協商與組委會及其他相關單位達成和解，也許有關2004年北京國際馬拉松賽參賽者猝死的事件，就將隨著雙方最終的和解而漸漸被人們淡忘，但這個悲劇留給后人的教訓不會隨著逝者而逝去，今天我們有勇氣正視問題，明天才能避免相同的悲劇再度發生。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