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5月28日電 兩個月前，在北京治療的艾滋病患者李想被迫停止了抗病毒藥物的治療，“因為買不起”。

　　1994年，李想因為輸血感染了艾滋病，后來他發起成立了國內第一個民間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組織——紅樹林支持組織。這個組織的宗旨是幫助那些處在困境中的艾滋病人。然而，在昂貴的藥品面前，李想本人卻備感無助。

　　兩年前，李想開始進行抗病毒藥物治療，為此李想每月要花一千到三千元。“藥物的支出，大概相當于我每個月百分之六七十的收入。”李想說，“我認識幾百個艾滋病患者，幾乎沒人能承受藥物治療的費用。”

　　李想說，目前國家提供的免費抗病毒藥物只有6種，大約有5種配方。不適合這些配方的病人，就必須買其它的藥物。“還有一些病人，害怕登記身份證或者不知道到哪里去領取免費藥物，都得自己出錢治療。”

　　東方早報報道，據中國衛生部和聯合國艾滋病中國專題組2003年底發布的聯合評估報告，目前中國現有艾滋病病毒感染者84萬，其中艾滋病病人約8萬例，疫情波及31個省、自治區和直轄市。雖然在去年9月，中國衛生部常務副部長高強已代表中國政府向國際社會做出了“對經濟困難的艾滋病患者免費提供治療藥物”的承諾，然而截至去年年底，接受免費藥物治療的病人只有6000余人，不到全國病人的十分之一。

　　而自己花錢買藥，對于大多數艾滋病人而言都無法承受。在三年多的治療過程中，廣東病人李小杰賣掉了家里所有值錢的東西，而他還是幸運的，“我知道有的病友，因為沒錢治病死掉了”。

　　昂貴的艾滋病藥物價格，同樣也成為國家的重負。據北京佑安醫院傳染科副主任醫師張彤介紹，目前全球的抗艾滋病毒藥物共有20余種，可組成多種的雞尾酒配方。在抗病毒藥物未國產化前，最便宜的配方，每人每年也要三四萬元人民幣，而如今國產藥物的價格市場價已降到每人每年近6000元人民幣，政府統一采購價則已經降到每人每年3500元左右，這也是國內最便宜的艾滋病藥物。

　　而即便是3500元這一價格，以目前的8萬病人計算，中國政府每年至少需要投入2.8億元的藥物專項經費，僅這一項，就已超過我國目前每年2億多元的艾滋病專項防治經費；從長遠看，由于因賣血感染的病人在近幾年將陸續進入發病期，不算今后繼續感染的人數，要解決84萬感染者的免費治療問題，每年就需29.4億元藥物經費，這已超過了我國2001年啟動的“遏制與預防艾滋病5年行動計劃”的總投入。

　　專利權制約降價

　　與我國的高價格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在一些非洲和加勒比海國家，目前每人每年的藥物價格已經從300至500美元降到了130至150美元，相當于人民幣1200元。也就是說，這一價格僅相當于目前國內最便宜的抗艾滋病毒藥物的三分之一。

　　為什么這些國家的抗艾滋病藥物價格如此便宜？主要在于他們利用“藥品強制許可”這一規定，獲得了部分抗病毒藥物廠家的專利授權。

　　專利是構成艾滋病藥物價格的一個重要因素。1995年1月生效的《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TRIPS)規定，當國家出現緊急狀態或者非常情況，或者為了公共利益的目的，可以頒發強制許可。2003年8月，世界貿易組織總理事會通過了關于實施專利藥品強制許可制度的最后文件，根據這份文件，發展中成員和最不發達成員因艾滋病、瘧疾、肺結核及其它流行疾病而發生公共健康危機時，可在未經專利權人許可的情況下，在其內部通過實施專利強制許可制度，生產、使用和銷售有關治療導致公共健康危機疾病的專利藥品。

　　“有了專利授權，非洲和加勒比海國家的那些廠家就可以仿制這些藥物，這樣就省去了藥品價格中很大一部分的專利開發費用。”全球艾滋病項目中國辦公室主任葉雷說。

　　究竟如何才能讓中國抗病毒藥物的價格降下來？

　　葉雷說，一種方式就是利用強制許可；而另一種就是通過中國衛生部和生產商協商，讓其國內的藥廠把價格降下來，從而使國內生產的藥物也有一個較低的價格。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專家指出，利用“藥品強制許可”的關鍵在于對“公共健康危機”的界定，目前中國公布的艾滋病病毒感染人數是84萬人，對于中國13億的人口基數而言，還不足以構成“公共健康危機”。

　　從目前來看，第二條道路的可能性顯然要大得多。“據我所知，現在衛生部確實在和葛蘭素史克進行積極的談判。”葉雷強調，只要藥廠能夠給出中國政府可以承受的價格，中國的抗病毒藥物完全可以國內生產。

　　“無論如何，抗病毒藥物降價是一個國際趨勢，這對中國肯定也會產生影響。”對于艾滋病藥物的降價，葉雷顯得很有信心。（嚴曉媚）